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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思想，是在国人对辉煌的古代史、屈辱的近代史、不屈不挠的民族抗争史、新中国成立后曲折建设史的认知基础之上逐渐形成的，通过国内外历史演进的对比获取思想资源，呈现出明显的历史性、时代性特征，阐释了民族统一与不屈不挠精神的重要性，文化层面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构成了民族复兴的基本动力，强调了国际视野与民族内省的必要性。民族复兴思想历经清末民初时期、抗战时期、新中国时期，呈现萌芽觉醒、成长勃发、升华超越的思想理路。 萌芽：屈辱中觉醒 近代以前，中国形成了以自身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不仅有繁荣的海上贸易体系，还形成了庞大的欧亚大陆贸易网络，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首屈一指，18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就“占到全球的近1/3”。①又因政治、文化等层面的优势，中华民族充满了自信，中国国力与文化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有识之士产生了明显的危机感，但并未让国人的自信轰然倒塌，直至甲午战争之前，几乎没有官僚或士大夫认为中国会被日本击败。虽然这种“自信”已带有明显的盲目性和严重的自欺性。甲午战败，朝廷上下深以为耻，严复表示：“深耻大辱，有不无可讳焉者。”②《辛丑条约》的签订则让国人的民族耻辱感达到顶点。孙中山强调国人已经成亡国之民，中国状况甚至“比较全殖民地还要厉害”。③在日本吞并朝鲜后，梁启超则明确指出日本“挟此优胜之技以心营目者，岂直一朝鲜而已，是故吾睹朝鲜之亡，乃不寒而栗也”，④国人的民族危机感与民族耻辱感，构成当时社会有识之士的共同心理基础，加之经过舆论媒体的大势渲染迅即引起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进而内化为集体性耻辱。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精英以“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传统思想进行内在反思，正如梁启超表示“我祖宗所留贻我之国性，成之固难，毁之亦不易。吾就主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吾就客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吾就客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现在不亡！”⑤在屈辱中寻求民族自信，并从不同方面提供应对方略。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派强调“中体西用”，资产阶级改良派则主张仿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则力主以革命方式推翻清政府来“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陈独秀则强调了爱国心的重要性，认为“国人无爱国心，其国恒亡”。一战之后，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复兴民族文化。不难看出，不同时期的主张体现了有识之士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虽然强烈的悲情意识不免让一些国人产生激进的复仇情绪，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不同阶级与阶层的“民族复兴”话语兴起于中国被动挨打、积贫积弱的历史情势之下，隐含了对中国辉煌历史和悠久文化的情感记忆和精神寄托，但话语指向并不统一，其中关于复兴内涵、路径选择的矛盾言论常有发生，加之近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正在形成之中，因此“民族复兴”话语并未真正成为社会思潮。 成长：救亡中勃发 九·一八事变后，无论是民间舆论还是政府党派均意识到反抗日本侵略乃民族复兴之机，在这些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民族复兴”意识勃发，“民族复兴”话语时常见诸报端，逐渐成为国难时期的社会思潮。 就民间舆论而言，时人从不同方面提供守土卫民、民族复兴之方略。晏阳初倡导平民教育，并将目光聚焦于乡村社会，强调了公民、文艺、生计、卫生四大教育对复兴民族的重要作用。梁漱溟努力于乡村建设，同时也认为民族复兴、繁荣进步的关键“要看中国社会能否工业化”。⑦还有人从气候方面论证中国优越性，相信中国若统一，“则中国之强盛，绝非他国所能比拟”。⑧事实上，社会舆论更多从东西文化层面进行认知，试图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一种文化路径。如张君劢认为民族复兴应“不必预存东西文明异同的见解，或村治与国治的界限”，⑨需要民族意识、“民族情爱”、“民族智力”，也要“民族意力”， 同时“须从教养入手，俾三万万九千万人民，咸认识其为中华民族之人民，乃当今根本问题。”⑩ 就政府与党派而言，他们将民族复兴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现实命题相联系，并在理论与实践上促进了民族复兴思想的深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始就以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为己任，“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抗战初期，在张闻天和毛泽东联合署名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宣传内容的指示》中，明确写道：“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的中共领导集体认为，通过发动人民群众的持久抗战，中国必将实现复兴，同时积极进行理论创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形成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复兴的阶段性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实践层面，中共积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共同抗日，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抗击敌人，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奠定了复兴的基础。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于1934年就出版了《复兴民族之要道》一书，收录他1932年至1934年发表的有关民族复兴的10篇言论。 同年，还出版了他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稿《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胡汉民、阎锡山、陈诚等国民党大员发表的有关民族复兴的演说或论著，都曾一再作为宣传材料印发给学校、社区和各机关单位，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除以“民族复兴”理念教育党员、青年学生，鼓动民众之外，国民党还特别重视以之武装军人。国民政府1934年及随后所发动的一些全国性的运动，也高举了复兴整个大中华民族的旗帜。所谓“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等，均无不如此。 抗战的胜利则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反抗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告诉国人，民族独立唯有民族自觉，精诚团结与不屈抗争才能捍卫。当时社会舆论还营造了对民族复兴正面肯定、充满信心的浓烈氛围，进而认为民族复兴对世界具有重要贡献：“必中华民族复兴，然后世界恐慌可以安定；必中华民族复兴，然后世界弥兵可以成功；必中华民族复兴，然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安稳过渡。” 不难看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民族复兴”成为抵抗外敌侵略，捍卫民族尊严，实现民族独立的有力口号和精神动力，并超越了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为各种政治力量所运用。正因如此，“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及其有关话语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成为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最为响亮的政治口号和社会性话语之一。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关于“民族复兴”的终极指向和道路选择仍然各存己见，这种分歧是抗战胜利后曾集于“民族复兴”大旗下的政治力量再度分裂的重要原因。 升华：奋进中超越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复兴取得了第一步的胜利—民族独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立起来，人民当家作主，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而且从精神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朝鲜战争的胜利更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极大增强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中国共产党以“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豪迈，领导全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改革，实施“一五计划”，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推进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但由于国际局势的影响和缺乏经验的制约，民族复兴事业遇到了严重挫折。尽管如此，在探索过程中，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仍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的建设成就，为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集体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束缚，准确判断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同时对过去历史进行了客观评价，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显示了正视过去错误的勇气，提出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前，习近平率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化改革，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奋进。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等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国家面貌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代以来的“民族复兴”内涵越来越清晰，“民族复兴”梦想越来越真切，“民族复兴”话语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认同的情感动力。 今天，“民族复兴”早已远离民族屈辱和民族抗争的历史语境，转而以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为现实基础；其内涵价值早已超越了对辉煌历史和悠久文化的情感追忆，而是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追求崭新的境界；其目标也早已超越了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而以实现全面小康，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丽中国为共同愿景。“民族复兴”的理论、制度和道路选择，历经中国近现代的曲折进程，已经有了清晰的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赋予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空前的自信。同时，“民族复兴”的阶段性时间表也有了确定的描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民族复兴”话语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内涵日益深刻丰满，指向具体清晰，实践科学稳健，在奋进中得到全面升华。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是“民族复兴”话语全面升华后的时代表达，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正如习近平所说：“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结语 综观近代以来民族复兴思潮的演进史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寻找自尊自信的历程，建立在民族历史不断自我反思的基础上，既关照历史，又立足现实，更面向未来；其间既有盲目乐观，又有内在反省。在新时期，国人应树立积极健康的民族复兴观，对外而言，既应克服因近代屈辱所形成的民族自卑与弱国心态，形成现代民主的新型国际关系认知，构建积极健康的国家关系，遏制狭隘激进民族主义，通过对民族复兴的阐释来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对内而言，民族复兴思想要内化为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须将民族复兴思想落实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去，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保持中国自身的独特性，增强与各种思想文化进行对话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感。同时应明晰民族复兴的当代意蕴与内在困境，充分意识到处于复杂国际国内背景下民族复兴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处理好坚持独立自主与积极融入世界的关系。 （作者为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副研究员） 【注释】 ①吴建民：《动荡 反思 合作：吴建民外交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178页。 ②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42页。 ③《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35页。 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之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⑤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6页。 ⑥杨绛：《老圃遗文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 ⑦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中国工业化问题”，《乡村建设》旬刊第四卷第二十八期，1935年6月1日，第1页。 ⑧吕炯：“中华民族与气候的关系”，载于《科学的民族复兴》，北京：中国科学社，1937年，第135页。 ⑨⑩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0页，第246～248页。 李长春：“在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7年10月30日。 寰澄：“中华民族之复兴与世界之关系”，《复兴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32年9月1日，第5页。 “习近平：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新华网，http://www.qstheory.cn/yw/201211/t20121130_197494.htm。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阐述‘中国梦’”，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30/c_124026690.htm，2012年11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