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明政治的变化 万历十七年（1579）岁末，一份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骂神宗皇帝的奏疏成为晚明政治状况的生动写照：“皇上之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恋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荡？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缠绕心身，臣特撰四箴以进，对症之药石也，望采纳之。”（《明神宗实录》卷二一八，万历十七年十二月甲午） 《明史》中记称：“会岁暮，留其疏十日。”看到骂自己的奏疏，留十日而不知所措，这要算是中国历史上专制体制下的一件怪事。这显然不同于我们对明代专制政治的认识。 晚明时代，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内阁大学士许国就曾说道：“小臣一开口，不必是，即为风节；大臣一开口，不必非，即为朋比。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万历二十一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奏立储事后，王锡爵与顾宪成一段对话更是对于皇权的挑战。锡爵道：“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则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许国所论，是世风对于传统等级观念的变异；宪成的所言，则代表了当时部分士大夫不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而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的政治观念，其内涵之中，不乏对于传统体制及专制君主主义的批判，带有明显反传统与反君主专制的思想。 至万历中叶以后，社会舆论对于时政的批评，已经从官场而至民间，从少数而至普遍，从口喃耳语而至抵掌剧谈。内阁首辅沈一贯于万历二十六年所上揭帖中称：“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闻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