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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就此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蒋建农研究员。 革命低谷与民族危机下的战略转移 《中国社会科学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其原因是什么？ 蒋建农：长征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中央红军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踏上战略转移之路。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其危害蔓及全国，且日益加深。在白区，党的力量几乎全部损失，1933年1月，临时中央本身也无法在上海立足，迁至中央苏区；在苏区，大革命失败后，党利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未稳和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之机开辟的海陆丰、湘鄂赣、湘鄂西和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均告失守；湘赣、中央苏区和闽浙赣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严重失利，被迫撤离，中国南方的各路红军陆续踏上战略迁徙之路。这样，在长征开始之时，中国革命陷入最低谷，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当时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还有何种原因？ 蒋建农：长征发生的另外一个重要背景是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所造成的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人和各路红军一方面不得不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的全面“围剿”进行殊死的搏斗，另一方面还必须进行抵抗日寇侵略的全民动员和准备。要完成这两重历史任务，又必须克服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是战胜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长征胜利，进而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历史责任的先决条件。 从失败中寻找重生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中央苏区后期反“围剿”斗争的失利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抛弃错误、转危为安的？ 蒋建农：长征开始前后血的教训，使全党和全军受到深刻教育，决心抛弃错误的教条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人克服“左”倾教条主义主要依据了两条重要思想原则：一是独立自主。“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毛泽东等早已具备了的觉悟。而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当局破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中断，这一情况客观上为党在长征途中独立自主地决定事务提供了可能。二是不再根据既定目标按图索骥，而是按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行止，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 在这两个重要思想原则指引下，作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运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上，先后决定转兵贵州、削弱“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调整党的组织路线，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从而实现了红军长征由被动到主动、中国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后，各路红军的对敌斗争形势均发生重大转机，中央红军转危为安；红四方面军取得陕南战役和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红二、六军团和红二十五军分别成功地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些成果和胜利的取得，进一步坚定了全党全军战胜国民党围追堵截和争取长征彻底胜利的信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