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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下午，一中一西两位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汪晖教授与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在清华大学展开了对话，以宏观视角讨论了“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变革”。对于总结新中国六十年来的历史经验，尤其在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如何处理毛泽东时代的重要遗产、当前改革开放的结构性问题为何等问题上，两位都有独到见解。二人虽对当下中国的发展情况都以乐观为主，但在具体历史问题的评价上，依然有诸多交锋。澎湃新闻记者周哲现场迅速整理了对话中的重要观点，观察者网根据录音做了部分校对修订。 如何评价新中国六十多年历史？ 讲座前半场，傅高义教授重述了他对于毛泽东、邓小平二人历史功绩的评价，对于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主要集中在其统一国家的功绩上，批评了毛泽东在土改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而对于邓小平的评价却可以用“盛赞”来形容。 傅高义观点之一：邓小平是中国综合能力最强的领导人，他出现在合适的历史时期 傅高义教授认为，与当时华国锋等领导人相比，邓小平是最具开放性和综合政治能力最强的领导人。当时许多外国领导认为，他们可以和邓小平谈论复杂问题。邓小平本身的经历决定了他的综合能力： 首先邓小平在1920年出国进行了5年学习，了解国外的现代化与工业化状况，也了解大国关系。 第二，邓小平是革命元老之一，富有革命经验和军队的经验。 第三，1949年，邓小平来到西南局工作，累积了大量第一线工作经验；自1953年到1954年，邓小平主持经济工作；这些经验都让他更多考虑现实状况。 第四，周恩来生病之后，他又主持外交。 这样广泛的工作经验，令他成为中国最富能力的领导人。因此傅高义教授认为：“若要评选20世纪史对世界影响最大的领导人，我认为是邓小平。中国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是中国之幸。在当时的历史时机下，面对着一个贫穷而经历过‘文革’的国家，如此复杂的局面，不是任何人都有能力解决的，” 傅高义观点之二：毛泽东的功绩在于统一，邓小平则对改革开放有决定性作用 傅高义教授认为，国家的统一，依旧是毛泽东时代最大的功绩。例如，普通话的普及、以村里广播社为中心的乡村宣传，以及铁路、公路的建设等。对于村与村之间都可能存在语言差别的传统中国来说，语言和意识形态的互通，以及更多的老百姓可以进北京，这都构成国家的统一过程的重要方面。 但另一方面，傅高义教授还是强调邓小平的决定性作用。例如，曾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系统质疑的中国经济学家孙冶方的理论在八大时有一定基础，可以视为很多干部的看法，并不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形成的。他们想做的事情虽然比较多，但那个时代却不给他们机会。邓小平在其中促进了极大的改变，而极大的改变需要高妙的政治技术，他能够和知识分子与积极分子合作，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需要了不起的政治判断。 傅高义观点之三：中国的成就源于对世界的开放 即使在冷战时期，中国和西方都很接近。前冷战时期，中国从苏联学了很多东西，有很多进步和发展，许多人是通过去苏联学习，才了解到西方的情况。而后冷战时期，美国也想利用中国对抗苏联，因此美国支持中国一些军备技术。 苏联崩溃之后，情况又不一样。有人说美国想要抑制中国，傅高义教授认为并非如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与中美与中苏不同的关系，虽然依然存在紧张情况，但是和冷战时期完全不一样。如今全世界之间的交流非常多。而由于历史原因，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与美国至今交流都嫌太少。中国解放前就有大量赴美留学生，他们对外部世界非常了解。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源于他的留洋经历。中国人学习科学，比很多国家条件更好。这与历史的背景和环境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有很多产生重要影响的美籍华人科学家。 汪晖教授的观点与傅高义教授有所不同。虽然他与傅一样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更多地是谈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间的断裂与接续问题，尤为强调一种对于接续的正确认识。 汪晖观点之一：探讨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首先要有纵深历史视野 汪晖首先称赞了傅高义的一篇旧文：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傅高义曾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讨论中国的未来。当时对于中国未来，西方主流的两种观点是“崩溃论”和“退回封闭论”，傅文以中国珠三角改革为例，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对于中国在世界中的未来存在两大理论流派：一是持续不断的“中国崩溃论”，二是认为中国的发展，构成了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挑战——中国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这一悬而未决的可能性，可称为“终结论的终结”。这二大论述脉络，共同构成讨论中国未来问题的理论背景，而若要对其予以回应，最重要的是深刻理解毛泽东的时代和邓小平的时代之间的关系。 这两个时代间有重大的断裂，但同时又有着很大的连续性。首先需要确认的是两个基本框架： 第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政治统一所形成的基本政治构架，是所有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前提，如何估价都无法绕开这一问题。 第二，毛泽东时代的前半部分，其实也是邓小平个人历史的前半部分。大部分时候，邓小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展开工作，经历了共同的错误，也在后来纠正实践中的错误。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十分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也注重对理论的讨论。例如，邓小平在开启‘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时，也强调了摆脱教条主义、摆脱旧经验，这与毛泽东试图摆脱共产国际的教条，是一脉相承的。以理论讨论开启改革，重大改革需要先进行理论辩论，这是一种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形成的执政方式。 邓小平时代进行改革的许多要素，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例，70年代，顾准、孙冶方的理论，成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但顾准的价值论诞生于1958年，孙冶方的价值论则诞生于1964年。因为当时，苏联在对斯大林经验进行总结和反思时，中国也参与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因此汪晖教授认为，需以纵深历史视野，去看待如何处理毛泽东时代的治理遗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