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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问题 问题一：如何看待集权与分权？ 汪晖教授认为，中央地方关系是改革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有时需要集权，有时需要鼓励地方。人们的一个错误认识在于，社会主义时期必然是更加集权的。例如，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强调分权让利。这的确是改革开放的开始，但同时要看到的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国走苏联模式，使毛泽东对于中央政府过多控制地方经济很不满，又搞地方分权。但后来分权之后又出现很多问题，地方上在粮食产量上的错报瞒报，和分权有很大关系。 改革过程中的很多教训，在今天还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一个国家退出的过程。但腐败的一部分基础，也同样和那一轮改革有关，国企管理者自己成为了新所有者。腐败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有制度基础的。还有一个例子是，土地财政虽带来活力，但同时它所带来的问题，基本成为了中国目前最大的挑战。 问题二：1978年可以达成改革共识，但今日要达成共识是不是更加困难了？ 傅高义教授认为，相比1978年，现在的情况更为复杂，尤其是在如何学习国外经验方面。比如，他有许多在北京的美国朋友认为，中国政府近期的反垄断行动，是对外国公司执行了过于“左”的政策。 汪晖教授说，七十年代改革共识并不容易，当时矛盾也很多，但和今日的共识形成，有三个区别： 一是当时的斗争主要集中在上层，领导层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差别很大。相比较而言，当时改革发起的时候，社会基层对于改革是肯定积极的态度。 第二是，争议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一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有历史学家认为，相较于苏联的改革，中国改革是由第一代领导者集体完成的，他们都是革命的一代。虽彼此之间有差异，但其共同经历使得紧张能够在内部氛围中解决。而苏联的改革在第二、三代领导者之间。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要控制在一个范围内才能够有共识，不然就会崩溃。 第三，今天的改革比当时更加困难，因为它不完全是价值与意识形态问题，而是现实利益问题。这也是邓小平在晚年重新提出社会主义问题，说如果改革导致社会分化，那么改革就失败了，因此他重新强调社会主义理念。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到底要走什么样的改革道路。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生态友好，更加对人类社会有贡献的社会？这不仅仅时中国自己的选择，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它每一步的选择，都将对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比如当前，中国和非洲、金砖国家之间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 问题三：如何看待今日中国对世界的封锁与交流？ 汪晖教授称，今天的世界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世界：一方面，因为媒体的发达，世界成为一个完全透明的世界，但封锁的逻辑却在继续。“我去国家大剧院，在通道里面，就有纽约时报的广告。当时惊诧一个美国的主流大报，广告都做到中国最核心的地区了。但突然的一个变化，纽约时报就不能上网看了。但这里很多人也可以翻墙去看，这是今日的一个悖论。如何处理信息，如何看待媒体，是今天一个很中国要的问题。”不过在学术交流领域，那些不必要的限制，汪晖个人认为是应该完全破除的。“比如，有些外国学者，拿不到来中国的签证。前段时间在香山我们开了一个新清史的会，因为涉及到民族边疆问题，许多外国学者没能来。对于有志于学术的同学们，如果不能利用国际化资料，还是有点麻烦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