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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观点之二：毛泽东时代在对外对内两方面，都留下了丰厚的治理遗产 今日对于中国改革的认识，源于叶剑英和邓小平要求彻底否定“文革”，因此我们将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看做了改革的起点。傅高义强调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营造的大规模改革开放，不会形成如今的国际环境。但汪晖认为，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寻找开放的过程，其实是十分漫长的。 首先是对外关系方面：毛泽东前半生一直在经历对外战争及一系列的冲突，这促使他思考国际问题。例如，1946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的观点，不希望把西方看成铁板一块；到了60年代，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日本-西欧，一个是黑非洲与社会主义国家。从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对外交往的思考模式。在外交上它反映为1954年的中英之间的代表关系、1955年的万隆会议和1964年中法建交，更不要说和中欧、苏联的历史关系了。怎么描述开放，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其实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并不希望承担外交工作，反而是毛泽东要求他主管外交的。1974年邓小平前往联合国，其后形成了重要的突破。这意味着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寻求新世界格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随着冷战的终结，我们迎来了全球化的局面。但是冷战终结的历史条件如何形成？如果不追溯历史，就很难把握毛泽东时代外交对全球化的影响。 在对内探索国家建设方面，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尝试中，汪晖教授称自己完全同意傅高义教授讲到的一些错误，例如土改激进化、大跃进等。但他强调，同时也要看到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工业基础。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逐渐建立起一整个工业体系，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过渡，形成了城市经济。改革开放一开始的局面较为困难，但由于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这一条件下改革才得以展开。 最后，最重要的是，在20世纪的历史里，通过毛泽东和邓小平二人共同的革命历史，中国社会的底色发生了极大转变。原本中国是一个贫弱的国家，首先让大部分人口都脱离了贫困，也提高了教育水平，。从1949年到1970年，中国人的识字率大幅提高。但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这是一个自20世纪初期以来就在不断进展的过程，甚至不完全是从毛泽东才开始的。1911年，孙中山眼中的中国还是一盘散沙。我们读鲁迅小说，他对阿Q、闰土等人的描述，就能让我们理解当时中国农村农民是怎样的。而如今，像吉利集团李书福这样的、无数具有活力的农村企业家涌现。如果不经过前三十年的历史过程，我们很难理解中国农民身上为何忽然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这是要放在20世纪的不断对基层进行动员的历史中去考察的。 汪晖教授说：“这两个时代差别很大，我是1977年的第一代大学生。由于非常熟悉这两个时代，我常常会想，我们社会发展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究竟是如何进行的？邓小平若是不否定‘文革’，就很难发动起来，因此二者有了断裂与对抗。但若是没有改革之前的历史，包括社会主义的要素，社会的稳定性和平衡就难以保持。今天中国的发展，在内外有诸多挑战，社会下层在争取社会公平时，常常要诉诸过去的传统。他们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在诉诸一个既有的经验。在这个历史脉络中，如果我们不注重社会公平的话，就会导致更大的动荡。离开20世纪的历史道路，去理解今天中国的成就和问题，恐怕是很困难的。” 汪晖观点之三：中国革命有其独特性，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治国能力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体制是经历了长期革命才形成的，这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东欧、苏联社会主义政党的重要前提。中国革命的独特性有三： 一是中国革命是一个漫长的革命。第一，马思乐曾提出，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等都有一个短期的、以数天的占领为标志的事件，比如攻占东宫与巴士底狱，而中国则没有。第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经验，都是从革命过程中来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在解放区，中国就经由土改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国家结构。薛暮桥作为早期共产党经济工作的领导者，当他去芝加哥大学访问时，即使在这样一个市场派的学校中，该校学者都惊讶地发现，薛暮桥对于金融和市场并不陌生。抗日战争时期，薛暮桥在山东解放区做经济工作，当时山东同时存在着伪币、法币、美元和解放区货币，并且海上走私贸易猖獗。薛暮桥开始用货币手段调整解放区经济，这是革命历史中已有的、面对市场挑战的经验。 二是中国虽然受了苏联影响行使计划经济，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它的计划经济相对较低。它与传统经济进行嫁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三是中国共产党有很强的动员性，故其官僚作风远低于苏联共产党。“文革”或可看做动员性太强的反面例子。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大国，很容易发生官僚化，官员接触不到老百姓的社会需求。傅高义教授也提过，1969年后，原本在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到江西好几年，从事基层工作，非常了解基层状况。当然这样大规模的流动，让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很不愉快，他们在回忆录里发了不少牢骚。但反过来，在改革时，这些干部能制定相对符合现实的经济政策，和他们的经历是有关的。汪晖强调：“我并不是要分析这一干部流动政策的对错问题，而是强调要看到历史影响。改革开放时的很多政策，并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