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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断代”上下求索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治学脉络是以断代史（清史）为基础，进而以专史（宗族史、社会史）为研讨方向，能否结合这方面的具体研究谈谈您的心得？ 冯尔康：在读研究生时，我开始精读《明史》，后因毕业论文是关于清史方面的，因《清实录》部头太大，没有时间精读，就阅读《东华录》（“蒋录”、“王录”）。精读一部史料丰富而较为系统的史籍，如《明史》，是为研治明史打基础，《东华录》则为清代史打基础。有了这种学业根基才可能上下求索，因为阅读、研究方法大体上相同，研究其他朝代时照章办理，就去阅览那个时代的必读书，而且也不会有太大困难。如南开历史系编写的黄皮本教材《中国古代史》（1974），我写的是明清部分，及至编纂蓝皮本《中国古代史》，我不愿意重复写作明清史了，改写东汉部分，就花时间阅读《后汉书》，兼及《汉书》《三国志》，自然也读一些其他史料书和时彦著作。我之所以敢于写东汉史，就是因为掌握精读一部书的治学方法。而我不愿意再写明清部分，是希望将研究领域往上扩展，不以清史为限。我教中国古代史后半段——隋唐宋元明清史，就读《隋书》、“两唐书”、“两五代史”、《宋史》《辽史》等基本史书，虽然做不到精读的程度，但总是翻阅相当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断代史研究虽然有利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分析，却不利于把握该现象在更长时段中的变化。这也正是您主张以清史为基础，进而“上下求索”的原因吧？ 冯尔康：是这样的。因为只研究断代的话，许多问题就难以了解透彻，如果上下串联，有的历史现象会好理解一些。比如在《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1998）一文中，我认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是多层级所有制，用“国有制”、“私有制”都难以概括，因此运用等级观念分析周秦到明清农民的构成成分，将庶民地主也列入平民农民序列。我在读《魏书》的过程中得知有的州有鲜卑、汉人“双刺史”，在读《辽史》时发现其中有“南北两面官制”的记叙，由此认识到这其实是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职官制度的特点，而清朝在中央职官制度中实行“主官复职制”可谓渊源有自，就容易理解了。我撰写的《砥砺篇》也是“求通”的通俗读物。再比如，在研讨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时，我也力图向近代延伸，遂读道光实录及有关史籍，写出《述道光朝社会问题》《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对明史，自己觉得力不从心，虽然也写过《论朱元璋农民政权的“给民户由”》等论文，以及读书笔记《明成祖与郑和下西洋》等文，但并未真正走进去，不无遗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