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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纵通”也要“横通”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关注的中国宗族史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同时涉及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复杂的因素。您是如何处理好“纵通”与“横通”之间的关系的？ 冯尔康：我是想通过宗族史研究来关注整个中国历史，而不是单纯的宗族史本身。我研治中国宗族通史，有关宗族本身的内容，如它的形成、成员构成、管理人与管理方式等，是首先要清理明白的。有关宗族的发展变化、组织形态的演变等课题，也不忘着力研索。至于中国古代宗族在社会形态史中，宗族与外部关系，尤其是宗族与国家、社会关系，宗族在社会经济、社会结构中地位等问题，同样需要留心。以上理念，大体都体现在我的论著当中，比如中国宗族通史方面的《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等，在20世纪家族史研究方面的《简论当代海外华人丧礼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海外生根》等。专史要通古今，再同社会其他事物联系起来从事研讨，希望有所“横通”，这就是我所坚持的基本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纵通”与“横通”的结合，您在中国宗族史方面获得哪些突破性认识，能否简要介绍一下？ 冯尔康：这种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我们对宗族社会的属性、宗族形态等问题有新的认识。比如说，宗族通史的研讨使我对“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宗法社会”的观点产生怀疑。我从宗族史研究角度审视封建宗法社会说，发现周代实行分封制与宗法制相结合的基本制度、形成封建社会，秦朝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汉代及其以后的封爵制与先秦具有土地、政事、人民三要素的分封贵族完全不是一回事。基于这一认识，我不以秦汉以来社会为封建社会的说法为然，也不认为宗族是宗法组织，而把它视作变异型宗法社会。我还认为宗族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宗族自清代以来沿着两种路径变化，一种是坚持纯血缘路线，传承元明以来祠堂族长制和族老制，发展为族会、宗亲会，逐步克服原有的宗法因素；另一种是同姓社团路线，走向俱乐部式的宗亲会。无论哪种形式的变化，都同社会形态、社会变革演变相一致，那就是与古代社会相应的是祠堂族长制宗族，与现代化转型期社会相应的是族会议长制，并向会员大会暨理监事会制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