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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意思是说“载籍”是“居今识古”的重要途径。那么，“载籍”是如何发挥其“识古”之用的？同时，出于史官或史家之笔的“载籍”能否客观地反映历史面貌，成为“居今”能否“识古”的关键所在，人们在“居今识古”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能动作用？ 瞿林东：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通过当时所能接触到的“载籍”即史书（史乘）而“识古”，并从所识之“古”中获得知识、思想、智慧和修身之道，从而积累、提升自己的“德”，为社会所用。这就是“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的价值所在。前面讲到司马迁所言“志古之道”的“志”，本意是记住的意思，我引申为学习、记住，联系刘勰说的“其载籍乎”，即学习并记住“载籍”中的记述，人们才能“识古”。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载籍”的数量、种类不断增加，内容越来越丰富，人们从“载籍”中获得的知识、教养、经验、智慧也不断提升。 春秋时期楚大夫申叔时认为，以不同性质的“载籍”教导楚王的继承人，可以使其在不同的方面得到提升。他指出：“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以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上》）这里可以看出“载籍”门类之多和内容的广泛。唐初史家撰修《隋书·经籍志》，将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仅史部书就有十三类，人们通过“载籍”而所识之“古”的范围更加扩大了。明清之际，王夫之论《资治通鉴》之“通”的内涵，强调：“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穹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读通鉴论·叙论四》）这种从思想上、理论上对“古”的概括，更加使人认识到“识古”的重要性。 进入近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从历史观和人生观的角度阐释了通过“载籍”而“识古”的重要意义。李大钊指出：“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史学要论》）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史通·史官建置》），这是“载籍”不绝于世的保证，也成就了中华文明记载连续不断的伟大事业。人在“居今识古”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不可忽略，当“载籍”从史官、史家手中传到社会不同人群和社会生活层面时，史注家、史学批评家、历史考证学者等，都在发挥各自的专长，推动“载籍”中的“古”焕发出自身的生命力，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活动和历史进程。当然，“载籍”中记述的“古”，不能与实际存在过的“古”同等看待。一是实际存在过的“古”不可能完全写入“载籍”，二是“载籍”中记述的“古”也可能因记述者的曲笔而改变了实际存在的“古”。就前者而言，表明人们对“古”的认识不可能是绝对的，但人们可以从记述者所记述的“古”中获得自己所关注的内容；就后者而言，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史学上有坚持直书、揭露曲笔的传统，从而使人们更容易获得有益的知识、思想和智慧。 刘开军：的确，“载籍”作为“居今识古”的媒介，其重要作用在于消除“今”和“古”之间的时间鸿沟。因为史书囊括今古，可以沟通历史与现实。历史学是人们认识过去的桥梁，能够有效地预防和治疗一个国家患上可怕的“失忆症”。不重视历史学，也就无法认识历史，更谈不上文明的传承和发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居今识古”这个命题已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畴，而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当代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梳理、继承这个传统，将之用于指导我们的史学活动，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尊重历史、学习历史、传承历史的风尚。 从认识主体来看，“居今识古”是人的一种自觉的思想追求和知识需求。在古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都渴望了解过去，表现出“识古”的浓厚兴趣。东汉末年，汉献帝特别希望知晓西汉的历史，但他没有充裕的时间阅读《汉书》，于是命荀悦删改《汉书》，写成一部更加简略的西汉史读本《汉纪》，这也是较早的帝王历史读物。至宋代，勾栏瓦肆、街头巷尾之中，有职业的“说话人”专门讲秦汉、说三国，听众多为普通民众。他们听史，除了娱乐，当然也有“识古”的目的。明清时期，历史知识进一步走向社会大众。近年来，社会上又兴起了一股“历史热”，其中虽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但这也是今人努力“识古”的体现。 江湄：中国史家很早就认识到，对历史的记录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整理和编纂，更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深刻认识和再现，其中包含着基于现实需要的历史认识者的“思想”。战国时期孟子论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相对于“事”和“文”，“义”才是史之所以为史的根本要素。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要以作者的“别识心裁”作为“撰述”的根本要素，唯“撰述”足以称“史学”，而“记注”不足以称之，这是章学诚对中国史学重“义”传统的精彩总结。中国史学的经典之作大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现实感和政治性，都有鲜明的经世倾向和丰富的思想含量，这与中国史学的重“义”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面对中国的历史文献，不能仅仅将之当作“史料”来使用，而是必须深刻地意识到，其中包含着一个时代对于自身历史地位的想象和认识，包含着对于时代问题的诊断和思考以及对于历史前途的判断和希望。这些“思想”“观念”和“心态”构成了那个时代更深层次的历史真相，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是必要且首要的。联系到20世纪后半叶，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虽然使历史学的客观性遭遇到一种强烈的危机，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它也使历史学家对书写历史的意图更加自觉，“历史是如何被记忆和书写的”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人们普遍认识到，自己首先面对的，不是“历史”，而是对于历史的“记忆”和“书写”，这些“记忆”和“书写”中承载的情感、意图、心态和思想观念，同样是“历史”。史学理论的进展使客观历史本体与历史记载的区别不再绝对且更有细究的必要和意义，同时更加强调和突出了历史认识过程中一个基本的事实：人们只能借助于对历史的记忆和书写，才能对历史有所认知。这正应了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中的那句话：“居今识古，其载籍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