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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一件具有现实意义的史学工作 主持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史学社会功能所作的深刻总结，通过居今识古，人们可以沟通古今，鉴往思来，这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在求真的同时，讲求经世致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曾指出：“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这正是基于中国古人的认识传统，对史学在当代的发展提出的期许。请大家谈谈，“居今识古”在当下如何发挥其现实功用？ 瞿林东：史学在社会历史中诞生、成长，它需要良史、求真和著作的积累；同时，史学也要回到社会现实中发挥作用，使人们获得经验、智慧和对历史前途的辨别能力。这是“彰往察来”的古训所要求的，也是“居今识古”的现实诉求。 中国古代史学不仅追求求真，也讲求致用。自先秦以下，中国史学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由史家本人宣称，其所著史书，正是为施政作参考，至晚当始于《通典》著者杜佑。《通典》自序明言：“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位“以富国安人（民）之术为己任”的封疆大吏这一治史宗旨，不仅受到当世人的称颂，而且深得后人赞许，乾隆《重刻〈通典〉序》称赞《通典》“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另一历史巨著的作者司马光在其《进书表》中说，《资治通鉴》撰述的重点，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从而“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从撰述重点到撰述目的，《资治通鉴》经世致用的撰述宗旨十分明确。宋神宗称它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是非常恰当的。清人龚自珍撰有《尊史》一文。意谓史家、史学之所以受到尊重，是因为“能入”“能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入乎道”，这比“能入”“能出”，又提升了一步。可见，史学之于“道”，是多么重要。这些都表明，从求真走向致用，是一项具有重要实际意义的史学工作。 刘开军：“居今识古”是一项古老的传统，同时又有现实意义。“识古”从来都不仅是史学家的事情，而且是一项关涉社会全体的事业。以我的浅见，“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的现实意义，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古”与“今”是相对的，由“居今”而“识古”，再由“识古”而进一步“识今”，循环递进、不断深化。人们常说到“古往今来”这个成语。什么意思呢？“古”成了往，“今”也就随之而来了。在认识论上，古和今不能分开。对此，东汉时王充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清代乾嘉学者王鸣盛把“知今不知古”称为“俗儒之陋”（《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二“唐以前音学诸书”条）。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题目叫作《今》，里面有一句话：“‘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按照我粗浅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今”是“古”的延续，“今”里面有很多“古”的基因。可见，不“识古”也就不能真正识今。 第二，“居今识古”思想不断循环深化，使得人们有可能少走弯路，不走歪路。历史上，知识精英们从未放弃过“居今识古”的传统和使命，他们勤于撰述，不断探寻“识古”之道。为了认识历代成败兴衰之迹，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为了掌握古代的典章制度、运用其中蕴含的治国思想，有“九通”之作。为了总结古代的文学、艺术成就，历代正史中设立了《艺文志》《经籍志》《儒林传》《文苑传》等。为了寻找抵御外侮的良策，王韬著《法国志略》，黄遵宪作《日本国志》。今人研读这些典籍，不仅认识了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能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理解今天的政治、文化、学术特色，更好地融入到当下如火如荼的时代洪流之中。 第三，“识古”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加直观地彰显了“居今识古”的现实意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寻求出路，回答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学术界开展了一场有关“识古”的大讨论，这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新生命派、动力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家出现了激烈的交锋。最终，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种影响直至今日。 第四，“居今识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来说，亦有其特殊价值。若着眼于国情而“识古”，就将“识古”落到了实处，可以看清楚古代历史文化认同的轨迹，这对于民族融合和国家一统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辽兴宗在位时组织翻译了《贞观政要》和《旧五代史》。金代的科举考试内容中，就包括“十七史”。瞿林东先生主编的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也是这样一部“居今识古”的教科书。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熟知过去两千多年间各民族间的融合，尤其是思想观念上的认同，对于处理好民族问题和边疆问题均有重大意义。 总之，政治家“识古”，可以周知历代治乱之迹及其利害，更好地治国安邦；思想家“识古”，可以为思想的锤炼提供资料和素材，提出并解答思想史上的一些命题；文学家“识古”，可以从文学的盛衰流传中体察人世百态，创作出兼有历史底蕴和时代气息的佳作。当代的史学工作者毫无疑问肩负着引导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使命，牢记司马迁所说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和顾炎武的名作——《文须有益于天下》，既有志于写古，也不忘论今。 孙卫国：“居今识古”，最重要的就是要切合时宜，为当下社会现实服务。诚如李大钊所言：“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史学要论》）这也就是“居今识古”的用意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 历史学是门开放的学问，常做常新，所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潮对它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但它之所以能屹立不倒、不断壮大的根本，则是始终坚持对真实历史的探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史家也认为史家关注历史，实际与当下密不可分。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言：“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相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历史学家因为现实问题，回眸历史，从中找寻着所研究的问题。另一位英国著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在一首著名的诗中写道：“无人能令/时光倒流，草原欣荣，百卉奔放，但我们不悲伤，情愿在/残余的时光/再寻回/以往的力量。”从这首诗中，我们或许也可以感受到“居今识古”的韵味，也为当今史学工作者的坚守，带来一些诗情画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