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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过程中，维新派通过创办报刊的方式同封建守旧思想展开了一场争斗，通过这场争斗，不仅推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变法的实现，并向国民传播了爱国主义思想，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教育。在这一过程中，维新派还开创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创造了报刊新文体，对近代中国报刊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关键词：维新派报刊历史作用贡献 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初步发展，是戊戌时期的成果之一。西方近代报刊在鸦片战争前已经通过传教士进入中国大地，伴随著出国留学、考察的国人日渐增多，报纸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国人的认可。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和1864年陈霭亭在香港创办的《华字日报》以及1874年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办报的鼻祖。而到了甲午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发觉办报比著书更加便利於传播新法，从而开始跻身报业，创办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报刊，包括《中外纪闻》《国闻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和《湘报》等，这是中国近代报业思想的一种延续和极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主要报刊有30多家[1]。这一时期维新派创办的报刊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对中国报业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一、维新派办报的三个阶段及其主要刊物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在内忧外患以及中西文化碰撞之下，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唯有进行维新，学习国外，方能救中国。维新派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开始在政坛上崭露头角。随著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拉开序幕，在变法的不断推动下，国人开始纷纷办报，掀起了创办报刊的高潮。 1895至1896年，是维新派办报的第一个阶段。该阶段主要代表报刊是《万国公报》和《强学报》。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双日刊，由梁启超等人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和当时的“邸报”（专门刊载诏书、奏章的报纸—引者注）分送给在京的官员。随著变法思想的不断传播，加上《万国公报》和上海的《万国公报》重名，不久即改名为《中外纪闻》，印数也迅速增长到3000份。作为维新变法的宣传媒介和舆论工具，该刊物在北京的一部分官员和士大夫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1895年，康有为离京南下，成立了上海强学会，1896年1月，《强学报》应运而生。《强学报》的诞生，对上海，特别是东南地区维新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不幸的是，正当维新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时，由於封建士大夫的弹劾发难，反动的封建势力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扑。《强学报》刊出三期即夭折，强学会也被迫解散。这无疑是封建势力向维新派宣传新法的一次强有声的抗议，但维新派并没有因为受挫而止步不前，而是在康有为、翁同酥、李鸿藻等人的努力下，继续在全国各地进行维新思想的宣传。 1896年至1898年，以《时务报》《湘学新报》《湘报》《知新报》《女学报》《算学报》等报为代表，是维新派办报的第二个阶段。本文仅列举前三种报纸做一说明。上海强学会被迫解散后，张之洞的亲信汪康年在1896年8月创办了《时务报》（旬刊），由梁启超任主笔，共发行了96册，为期两年后停刊。《时务报》有其独到的特点：言论大胆、文笔流畅、思想新颖，在当时风靡海内外，对维新运动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影响十分深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的一系列批判封建残余、鼓吹新法、变法图强的政论文章，如著名的《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於防弊》《说群》等，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报的建立不仅加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而且梁启超本人的名声也迅速提升，“康梁”之称就是从那时来的。洋务派代表张之洞一度也对该报大加赞赏，称其“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随著维新变法思潮的日益高涨，以湖南巡抚陈宝箴、谭嗣同的密友唐才常、老师欧阳中鹄、经学家皮锡瑞的对变法的支持、宣传最为积极。1897年，江标、唐才常等人在长沙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为《湘学报》），对变法进行了强有力的宣传。1893年3月，谭嗣同与唐才常又创办了《湘报》（日报）。该报的建立，不仅卓有成效的对变法进行了宣传，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运动，并对南方其他各省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00年以后，维新派在近代办报的第三个阶段是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开展的。主要报刊有革命派的《民报》和维新派的《新民丛报》。该阶段维新派报纸的特点是主要以抨击、駁斥革命派的民主言论为中心。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公开宣布以“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和“土地国有”为“主义”。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理论武装的《民报》，迅速占领了进步舆论的中心领导地位，大受海内外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而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时已经从时代的进步者逐渐走向时代的阻碍者，开始担心其在思想界的权威地位，通过在报刊上发表言论欲以駁斥革命派的民主革命思想，阻碍其传播。一场论战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中激烈的展开了，1905年至1907年，两派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论战达到了顶峰，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为中国近代史中之少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