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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新派报刊的历史作用及其贡献 维新派创办报刊对当时历史进步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冲破封建言禁，赢得了报刊合法地位。维新派上书光绪帝，要求设报馆，广开言路。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发布“上谕”，准许报刊“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并对办报给予“免税”奖励，促进了各地报刊飞速发展。“康梁”创办的《万国公报》和《时务报》是民间创办报刊的先例，打破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对舆论的控制，开创了中国历史言论的新时代。而时人则把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的国人办报活动，史称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 其次，涌现出一批近代著名报人，并开创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政治家办报”这一观念是毛泽东最早明确提出的，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办报传统。“政治家办报”和“喉舌论”、“党性原则”一起成为新闻工作的“金科玉律”[3]。在鸦片战争前后，我国新闻界主要是以西方传教士传播宗教教义和商业信息盈利为主要目的，所以，报业发展十分缓慢。维新变法前，中国的办报者多为落魄的文人，报纸内容空洞、乏味、低级无聊。直到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的出现，一扫过去陈旧腐朽的气息，报业的宗旨和命运开始和政治紧密相连。而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著名报人主要有：梁启超、严复、唐才常、汪康年、麦孟华、徐勤等，不得不说，这些名噪一时的报人成为近代中国报刊业的主导力量。康、梁的政党报刊思想对后来的党报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康有为、梁启超把创办报纸作为开展政治活动的必要准备，同时把报纸看做政府的耳目喉舌，让报纸成为宣传政党纲领、同革命派势力进行斗争的阵地。“康梁”的办报思想实际上承认了报纸的党派性[4]。维新改良派在创刊宗旨和目的，创办过程中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上，以及思想传播和政策宣传等方面，对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等人的办报思想和理念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并对后来的政党报刊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次，在亡国灭种的19世纪末，通过报刊强有力地向广大国民发出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声音。维新派办报是在中日甲午海战惨败之后。这时的中国已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眼中都想据为己有的一块肥肉，列强们的铁蹄进一步践踏入中国内地，沉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民族觉醒。这一沉痛现状使全中国上上下下震惊、悲愤，也首先引起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他们通过创办报刊这一形式，在报纸上强烈地呈现出当时中国危机四伏的紧迫局势，愤恨地谴责著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种种恶劣行径，并发出了建设一个独立、强盛的新中国的号召，这极大地激发了上到士大夫，知识分子，下到平民百姓“抵御外辱、兴中华”的爱国情怀。 第四，启迪国人，进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梁启超主办《时务报》期间，著有《变法通议》一文，指出：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於上，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者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5]” 这段话明确指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他还大胆的宣扬“民权论”，否定、批判“为天子论”的封建论调，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至弱之根源”[6]。梁启超还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改变科举制度等。1895年，严复在《直报》上相继发表了《原强》《辟寒》《救亡决论》等重要政论，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沉痛批判封建传统观念，这些文章成为宣传变法的有力佐证。当时维新派主办的报刊上刊登了相当多介绍西学和西方情况的文章，热情宣扬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使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头脑为之一震，国民的思想逐步得到提高。 第五，推动维新变法的发展，使变法成为可能。各地维新派团体的报刊活动在全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当时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都纷纷表示支持，对变法起到了很大帮助。 第六，重视政论，创造了新型的报刊新文体——时务文体，推动了政论写作的发展。维新变法之前，报刊上流行的是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结合的混合文体。为了变法的需要，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开始改革，并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逐渐形成了以时务文体（政论文体）为特征的独特的行文风格。他也曾这样描述过自己当时的工作状态：“六月绘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这样的努力使他被称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笔到之处，情感充沛，略不检束，打破旧文体的清规戒律，风靡戊戌前后，开启了一代文体的新形象，对日后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时期及以后的报刊文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