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科技与儒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科技经历了科技体系奠基的春秋战国时期、科技体系形成的汉代、科技持续发展的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科技发展至高峰的宋明时期以及科技缓慢发展的清前时期,直至后来的衰落。同样,儒学也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创立、汉代经学的形成、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儒释道三足鼎立、宋代理学以及明清经世之学,直至后来的衰落。如果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与儒学的发展历程对应起来加以比较,便不难发现,儒学的发展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是同步的。重要的是,儒学发展与古代科技发展的同步性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偶然现象,尤其是儒学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时期,即儒学成为主流文化的汉代与儒家以理学的形式再次占据主导地位的宋代,恰恰是古代科技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时期,即汉代古代科技体系的形成时期,宋明时期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时期,这种吻合足以说明儒学发展与古代科技发展的同步性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和关联性。 汉代科技体系的形成与儒学 儒学自春秋战国时期形成,至汉代被官方化,上升为主流文化,在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各个领域中都占据了统治地位。与之相对应的是古代科技的迅速发展,至汉代形成完整的科技体系,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数学、天文学、医药学和农学四大学科大致在汉代各自都具有了自己的科学范式,基本形成了各自的知识体系。 数学以汉代的《九章算术》为代表,以解决社会的各种实际问题为主要目的,以算筹为主要的计算工具,以十进位值制的记数系统进行各种运算,是一个包括算术、代数、几何等各种数学知识的体系。然而,《九章算术》源自于儒家经典《周礼》中所说的“九数”,即“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九章算术注·序》认为,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即《九章》,秦始皇焚书之后,汉代北平侯张苍等人对《九章》作了删补,而有流传至今的《九章算术》。然而,张苍又是传《春秋左传》的经学家。据西汉刘向《别录》所说,左丘明作《春秋左传》,经过几代的传授而至荀子,荀子授张苍。显然,数学最早的经典《九章算术》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著名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甚至认为,《九章算术》“是东汉初年儒学的一部分,与儒家的传统思想有密切关系”;“《九章算术》的编集与东汉初年经古文学派的儒士有密切的关系”。 天文学以《周髀算经》的盖天说、张衡的浑天说和宣夜说等宇宙结构理论,以及汉代的历法为代表。重要的是,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参与了当时的天文历法研究。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甚至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西汉儒学家落下闳、邓平等创制的《太初历》和刘歆修《三统历》,为中国古代的历法发展奠定了基础。以桓谭、扬雄为代表的不少儒家学者参与了宇宙结构理论上的浑、盖之争,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汉代天文学家张衡对儒家经典多有研究,曾著《周官训诂》,还曾“欲继孔子《易》说《彖》、《象》残缺者”,而被看作儒家学者,而且他的天文学思想受到扬雄所著《太玄》的影响。由此可见,汉代的天文历法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医药学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以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代表,形成了完整的医药学体系,其中包括以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现象、病理变化以及药物性能。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孟学派综合各家之说构建了系统的阴阳五行自然观,又经汉儒董仲舒的阐释,而成为阴阳五行说的正统表述。《黄帝内经》一开始就以“黄帝”与“岐伯”对话的方式就如何养生长寿展开讨论,并分别阐述了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养生智慧,其中既有先秦道家的养生思想,也有儒家的养生思想。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并且认为,医学的根本宗旨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实践儒家“仁者爱人”的最高理念。 农学以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为代表,内容涉及精耕细作、选种播种、作物栽培、果木种植、畜禽饲养、食物加工等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精耕细作的基本特点。然而,《齐民要术》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吸取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讲“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以儒家经典《周易》的“三才之道”为基础,要求“顺天时,量地利”,反对“任情返道”;而且还大量吸收儒家经典中的农学知识,成为中国古代农学研究的典范。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体系是在汉代儒学成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在儒学的积极推动下得以形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