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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界对丁未政潮后梁鼎芬参劾奕劻、袁世凯的研究因为原始资料的缺乏，始终不能窥其全貌，民初以来世人多从清议本色的层面评议此事，较少专注于这次参劾与政局变迁的关联。事实上，丁未年梁鼎芬对庆、袁的参劾共有两次，前后动机与效果有所差异；第二次参劾招致张之洞的责难，使得二人交谊恶化。梳理该事件的前后原委，有助于加深对丁未政潮前后朝局的认识，也有助于认识梁、张不同的秉性和处世方式 关键词：梁鼎芬 张之洞 袁世凯 丁未政潮 晚清政治 清季梁鼎芬（字星海，号节庵）以参劾李鸿章、庆亲王奕劻、袁世凯等权贵而名扬天下，世间有“梁疯子”之称，其事迹多见于时人笔记等私家记述中。关于光绪十年（1884）梁氏参劾李鸿章之事，史实基本清晰，勿需多论；而有关丁未政潮后参劾庆王奕劻和袁世凯一事，内情仍然模糊。香港前辈学人吴天任编《梁鼎芬先生年谱》和严昌洪先生撰《张梁交谊与晚清湖北政局》一文，[1]对该问题都有涉猎，分析也皆精细，或因第一手资料限制，于其中内情未能完全澄清。本文试利用清宫档案和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档案等原始文献，对该问题再予梳理、补充。研究表明，丁未年梁鼎芬参劾庆、袁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在七月，系张之洞授意者；第二次系在九月，虽与张无关，却导致已经入枢的张之洞处境尴尬，梁、张关系也因此而疏远。可见，参劾庆、袁不只是梁氏忠耿直言的个人行为，而与政局息息相关。 一、张之洞对梁鼎芬赏识与提携 梁鼎芬是张之洞幕府中的重要成员。光绪十一年（1885），梁氏因参劾李鸿章落职回乡不久，就开始追随张香帅，由粤而楚，由楚而宁，再又宁返楚，二十年间不弃不离，备受张氏礼遇和赏识。甲午战后，维新议起，经梁介绍，张之洞与康有为结识，借助康开上海强学会，出《强学报》，以新党领袖自居；后因时局变化及政见分歧，又撰《劝学篇》，极力攻康，借以洗清与康的关系。为此，梁鼎芬更是赴汤蹈火，全力以赴。戊戌政变后，梁撰《驳叛犯康有为书》发表于《申报》，揭露康、梁“谋逆”的罪行；又撰《康有为事实》经日本驻沪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转交日本政要，推动日本政府驱逐康、梁。[2]可见，对于张之洞来说，梁鼎芬绝非一般幕僚，而是谊在师友之间的心腹至交。 正因为如此，设法让清廷尽早起用梁鼎芬一直是张之洞的夙愿。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康有为离开日本赴美，英、日各国也都开始疏远康、梁师弟，这与张、梁长久以来的努力不无关系。这年六月十七日，张之洞专门上疏保举梁鼎芬。称梁因参劾疆臣，措辞偶有过当，被降五级调用，然而，“该员清操笃行，才识闳通，平素究心经世之学，自被议后即回广东原籍，主讲省城、肇庆、惠州各书院，从学者砥厉奋兴，士习一变……确有实效可观。”张之洞强调指出：“近数年来康有为邪说盛行，臣知其学术不正，必有世道之忧，每与僚友谈论及书院，章程、函牍、牌示悬为历禁。该员亦深恶康有为之为人，知其种种邪说诐行，为害甚巨，与臣适有同心，切戒诸生不准沾染康学一字，正论危言，力辟其谬，于是院内诸生，以及院外人士，无一人附入康党者……其教生徒必以根本忠孝、报国救时为宗旨，至于中外大势，经济要端，该员皆能切实考求，而持论通达，不涉拘迂，阅历渐深，不为高论。”所以，建议将梁交吏部带领引见，破格擢用。[3] 这是张之洞在梁氏入幕十多年后首次正式保举这位忠心耿耿的下属，奏疏对梁评价甚高，特别强调梁抵制、揭批康学方面的作为和整饬书院、兴办学堂的成绩。奏折发出后，七月初五日，张之洞又发密电给总理衙门大臣袁昶、许景澄，称：“鄙人疏荐梁星海，请送都引见，数日内可行，恐有人沮忌。渠系阁下同门，素承奖许，与云门亦系旧交相好，望速商云门设法赞成，至祷。”[4]袁、许是张之洞主持浙江乡试时取中的门生，樊增祥（号云门）当时正在荣禄幕府中，故张命袁、许通过樊“设法赞成”，实际上是想走荣禄的门路。所谓“恐有人沮忌”，似指刚毅而言。不幸的是，奏折被“留中”。得知消息，七月十三日，张之洞再次发电袁、许，询问“究因何故”，[5]但并无下文。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新任安徽巡抚王之春奉旨到京陛见，张之洞闻讯，急忙致电称：“有数语不便作函，请晤荣相斟酌言之。梁星海端介忠纯，才长经济，上海康党横行，诋毁时政，梁力加攻驳，致为康党所深诋。近来火气渐平，论事切实，断不至妄发谬论，望恳其为力……此三事，相机言之，不必言鄙意也。”[6] 在张氏所托三事中，第一件就是请王向荣禄为梁鼎芬说项，可见他对梁复出的重视，可仍然无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