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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最早提出政治考察 关于五大臣人选的确定经过，李细珠曾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稿》对这一问题做过深入探讨。据黄绍箕致张之洞的函电，内议首先确定派遣载振、张百熙、瞿鸿禨、端方四人，后因载振“面奏其父与瞿均在政府，出与外人相接，将来遇事恐有为难之处”，张百熙则以晕船为借口推辞，因此改派徐世昌和戴鸿慈，“徐以资浅得之，戴则临时拉入者；或云戴与端皆以条陈东三省事称旨，故具选”。吴敬修在给张之洞的函电中则称，据其从鹿传霖和瞿鸿禨处了解到，最初拟派人选为载振、张百熙和瞿鸿禨，“振不愿往，张以晕船辞，瞿因本初（袁世凯）愿徐（世昌）往，乐得推让”。至于添派绍英，则是“专为泽公（载泽）而设，绍系泽舅，又为邸（奕劻）戚”。除了这些函电，潘崇还结合《大公报》《时报》的相关报道，对这一问题作过较为全面的探讨。 不管是黄、吴的函电，还是媒体报道，均与李宗侗所述情况有较大出入。当然，这些“旁观者”的函电及媒体报道均属相对外围的材料，相比之下，直接参与决策的军机大臣们在日记中的相关记载更具说服力。1905年7月，在商讨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问题时，军机大臣共有奕劻、鹿传霖、瞿鸿禨、荣庆、徐世昌五人（铁良于该年8月26日始入军机，已在五大臣出洋考察命令发布之后）。除奕劻之外，其他四人均有日记传世。其中，鹿传霖、瞿鸿禨两人的日记留存不多。河北省博物馆保存有两册鹿传霖的日记，其中甲册始记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初十日至十一月初七日止，中缺九月廿五日至十月初七日一段，乙册始记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止。瞿鸿禨留存的《使豫日记使闽日记》，亦未见与此事相关的记载。荣庆、徐世昌两人的日记则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他们在日记中关于五大臣出洋一事的零星记载，成为探究此事的重要线索。 据《荣庆日记》载：1905年6月30日，“入值，有王相（王文韶）开军机优旨，徐世昌学习行走旨，顺王补都统旨。”7月4日，“入值，邸（奕劻）商派员考察政治事。”7月9日，“入值，商遣使考察政治，邸以贱名闻，谊不敢辞。”7月16日，“卯入值，派泽公、戴少怀（戴鸿慈）、徐菊人、端午桥（端方）分赴东西洋考察。”从这些内容看，6月30日，王文韶因年老退出军机，与奕劻关系极为密切的徐世昌开始进入军机处。仅隔数日，7月4日军机处便着手商讨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议题。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或许与李宗侗所言“军机中的内争”有关，但从前引荣庆日记中的记载看，最早提出这个议题的是奕劻而非徐世昌。7月9日军机处再次讨论此事时，奕劻所提的人选是荣庆而非徐世昌。荣庆自称“谊不敢辞”，但16日最终公布的名单里却没有他，为何如此则未见其在日记中作何说明（《荣庆日记》该年7月10、11日原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