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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庆退出徐世昌补选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据未刊整理稿）逐日记载了这一时期他的活动情况。据载，1905年6月30日，“湖上由电话来馆，本日蒙恩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巳刻到练兵处。午刻回寓料理上湖，吴向之代拟谢恩折稿。到挂甲屯华卿（荣庆）宅。晤宝臣（铁良），同谒邸堂（奕劻），同访玖老（瞿鸿禨）……时事艰难，任钜责重，渥荷天恩，虑无以仰赞圣谟，不胜惶悚。”此后一段时期里，徐世昌每日均到军机处办公。7月4日、9日，军机处讨论遣使出洋考察政治问题时，他都在现场参与决策，但日记中他完全未记具体所讨论的问题及其个人看法。仅在7月16日上谕公布后，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奉旨派赴各国考查政治，又蒙派万寿入座听戏。回寓，会客，办公。午后会客甚多，兵部司员来回公事、画稿，练兵处正、副使亦来商公事。宝臣亦来久谈，晚饭后去，一日忙甚。” 徐世昌是晚清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亲历者，但在其日记中很难看到关键细节的记载，这是他日记记事的风格所决定（有如记流水账，较少流露个人喜欢哀乐），不无遗憾之处。不过，连续浏览在此前后数月的日记，仍能获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从徐世昌日记所载内容看，自1905年6月12日在天津与袁世凯面谈后至该年11月10日，近5个月时间里徐、袁两人未曾谋面（与袁世凯会面情况，徐世昌几乎是每见必记，这5个月左右的日记里没有留下任何两人会面的记载）。这一时期徐世昌在北京，袁世凯在天津，对于联手排挤瞿鸿禨如此重要的事情，若要居中联络，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面谈。从当时的交通条件看，京津之间往来并非难事。因此，李宗侗所谓围绕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一事徐世昌在奕劻、袁世凯之间“奔走”联络这一情节颇值得怀疑。从日记中还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徐世昌对瞿鸿禨仍颇为敬重，日记中凡提及瞿氏之处，多称“子玖前辈”、“玖老”，只有少数地方称“瞿子玖”。如果徐世昌此时真的与奕劻、袁世凯联手处心积虑要将瞿鸿禨排挤出军机处，他似乎没有必要在私密性较高的日记中还一再对瞿氏如此尊称。 此外，当时在位的五个军机大臣中，资历最浅的是徐世昌，因刚入军机不久，尚处于“学习行走”阶段（1906年1月9日徐世昌才“补授军机大臣”，去掉“学习”二字）。不过，当时年纪最轻的却是荣庆（1859年生），说徐世昌（1855年生）在五位军机大臣中最年轻亦与事实不符。综合这些因素看，李宗侗所谈“五大臣出洋内幕”提示在考察此事缘起时应注意军机大臣之间的人事纠葛，从这一点看自有其独到价值，不过其中不少细节均颇值得怀疑，引用时应慎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