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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不可惑”。 有论者要证明宋朝不是专制王朝，先是将“权归人主，政出中书”鼓吹一番，大概感到底气不足，又经过一番“考察”，找到了“宋代君主身上的十道束缚”，“共治政体”还只是其中之一，位列之首的乃是一个“天”字，包括天命、天道、天谴，或可以“天命”统而言之，体现为“敬畏天命”。举出的实例，就是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天象”反常，真宗诚惶诚恐，对宰相说，“朕德薄，致此谪见，大惧灾及吾民。密迩诞辰，宜罢称觞之会，以答天谴。”你看看，“天谴”能让皇帝老儿连生日也不敢过了，他怎么不是“敬畏天命”？ 同是宋真宗，还有个与“天”有关的故事。那是在此五年之后，即1008年，京城承天门降下“天书”——长二丈许的黄帛，“缄物如书卷，缠以青缕，封处隐隐有字”，煞有介事。真宗事先对大臣们说，他看到神仙在一片光明中出现。神仙告诉他，某年月日，将有天书《大中祥符》三篇降世。此后果然应验，且有皇城司前来奏报，谁能不信？在“天命”面前，真宗硬是放下九五至尊的身段，亲率文武大臣，步至承天门，一拜再拜，还亲手将这“天书”搬到车舆之中，引至道场，命人当众启封宣读。 宋真宗对“天命”如此敬畏，把“天”列为“十道束缚”之首的论者，却偏偏不讲这第二个故事，是他孤陋寡闻吗？当然不是。原来故事后面还有故事。说下去，“十道束缚”就会断裂。 檀州之盟后，宋真宗听信王钦若谗言，贬了寇准，却一直难驱屈辱的心魔。王钦若又献上一计，即以封禅“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但“自古封禅，当有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于是王钦若又说：“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为之哉……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邪？圣人以神道设教耳。”于是遂有“星冠绛衣”的神仙与承天门的天书，以及真宗带着一批大臣演出的那场隆重迎接恭敬叩拜“天书”的闹剧。此后“诏议封禅”，当时最大的形象工程就轰轰烈烈地启动了。 敬畏“天命”乎？盗用“天命”乎？不怕“天谴”乎？ 闹剧之后，“天下争言祥瑞”，“群臣争颂功德”，一派太平景象。尽管边患仍在，宋真宗也不再感到屈辱，而是“颂歌盈耳神仙乐”了。过去只因“天象”有异，真宗就诚惶诚恐；到了大中祥符元年，确是天灾不断，“天谴”在即，真宗却陶醉在“祥瑞”和“功德”的喜悦之中。尽管“千夫诺诺”，也有“一夫谔谔”，但宋真宗却根本听不进去了。 崔立是敢于“谔谔”的“一夫”。史书载：“自封禅之后，士大夫奏符瑞，献赞颂。崔立独言：‘水发徐（州）、兖（州），旱边江、淮，无为（县）烈风，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骄矜也，而中外多上云雾草木之瑞，此何足为治道言哉？’不省。”“不省”所省略的主语，不言自明。崔立都直接将天灾与天谴联系起来了，人家硬是“不省”。 孙奭则是另“一夫”。史书载，“天下争言祥符”之时，“孙奭言于帝曰：‘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帝默然。”此“默然”者，“帝”无言以对也。“东封”之后，还要“西祀”。孙奭又“上陈不可者十”，且直言：“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不可惑”，又引《左传》之语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陛下何为而不思也！”此言获得的反响，仅是“帝嘉其忠而不能从”。 “天命”而又外加“人言”，还是阻止不了宋真宗一意孤行。“十道束缚”之首形同虚设。 说宋真宗全然不信“天命”，不怕“天谴”，也未必尽然。“天书”闹剧前有个小插曲，王钦若说“河图”“洛书”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真宗仍心存疑惑，又问杜謞。“謞老儒，不测上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帝意乃决”。这是真宗似信似不信，似怕似不怕，似敬似不敬的佐证。 “天命”云云，古已有之。春秋时楚严王还说“天不下灾异，天其忘予乎”呢！倘若细加考察，则大致都处于“似信似不信，似怕似不怕，似敬似不敬”的状态。连说“五十而知天命”的孔夫子，都未必全信“天命”，“天何言哉”就出于他口。何况，除了能使权势者心生相当有限的敬畏，“天命”更有愚弄老百姓的功能。 对于权力的约束，能建筑在宋真宗这等“敬畏天命”的沙滩上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