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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以来的核心问题就是现代化问题，因为现代化或现代性不仅仅指涉一种历史进程或社会的发展过程，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尺度和评判标准。现代化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不可逆转的过程，20世纪以来的世界被以现代化为标准，划分成了两大阵营：已经现代化的国家，或者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回溯历史，中国现代化的扬帆起锚于19世纪末。这个时期，有一位重要的人物不可不提，他就是严复。 用进化论形塑新的发展观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开始启动现代化进程时，通常是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才促使“现代性”觉醒，并在社会内部传播和渗透的。甲午战争以后的中国，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况。“现代性”借助于崭新的媒介，全面渗入中国社会的知识阶层，并如同一针催化剂，使他们从传统型的士大夫阶层加快向现代型知识分子群体转化。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场以现代化为取向的文化变革，从此开始。 当洋枪洋炮在清朝展现巨大的威力时，统治者和士大夫首先想到的是开办同文馆，大量翻译西方的著作。1898年，在甲午国耻的刺激下，严复开始从事开发文化新大陆的工作，即系统译介西方文化学术著作。在赴英国留学期间，他先入抱士穆德学校读书，后进格林尼次海军学校学习，钻研物理、化学、驾驶、海军枪炮营垒以及战略战术等学科。同时，严复对英国的社会组织和各种社会政治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去英国法庭听审判，进议院听议员辩论，走进居民区观察基层社会组织，并和同学一起参观工厂、天文馆、博物馆、军队和商店等。对于西方理论名著，像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穆勒、边沁、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著作，他更是大量阅读。特别是对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严复不仅认真研读，还接受了其中的进化论观点，成为中国第一个进化论信奉者。 经过实地观察和理论思考，他认为，英国强大而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不是技术差异，而是制度不同，即封建专制政治和资产阶级立宪政治的对立。在他看来，英国是“民”治，通过议院代表制和地方自治，“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于是“上下一心”、“和同为治”，“合亿兆之私以为公”。而清朝则“钤制其民”，“民”除了“听命”之外，“莫知谁何”，这样就不可能同心同德，把国家治理好。因此，西洋人便是“爱国者”，中国人则是“苦力”，从而造成中西的一强一弱。再者，他认为英国的司法，有“辩护之律师，有公听之助理”，处理各种刑事和民事案件时，“曲证旁搜”，公平正直，自然使“公理日伸”，民安其所。 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严复找到了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等理论武器。他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复自客秋以来（指戊戌变法——引者注），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突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摒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先进人物。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称赞：“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特别是《天演论》的翻译出版及其科学进化论的传入，在中国文化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地震”，产生石破天惊的效果。书中阐述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激起强烈反响，具有振聋发聩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当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狂热迷恋和崇拜进化论。 在英国留学期间，严复就曾直接参与因达尔文进化论问世而引起的社会大论战。后来，他在《天演论》中不仅详细介绍了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而且鼓吹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观点，认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处于弱小一方的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救亡图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否则将会亡国亡种而遭淘汰。在当时国力衰微、外患严重的情况下，严复所宣传的进化论观念无疑给国人敲响了一记警钟，激励他们去努力奋斗，自强保种。一时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了风靡于世的口头禅，进化论成了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达30余年之久，故有人称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是达尔文主义征服中国的时代。翻开当时国内外的中文报刊，几乎随处可见“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论调和主张，进化论一时成为广为流传的口头禅，介绍和宣传进化论的书籍杂志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鲁迅直到1932年，进化论思想才被“轰毁”，代之以阶级论。他在《〈三闲集〉序言》中曾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 进化论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从胡适的一段自述，也可略见一斑。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曾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 的确，进化论为中国人带来了不一样的发展观和变化观。首先，它确立了直线式向前的观念，打破了退化论发展观和循环论发展观，冲击了因循守旧的观念。其次，它确立了发展演变的观念，对封建卫道士所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主张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对当时的国人来说，中国文明历来是静的文明，直到“五四”时期，仍有人强调中国文明的特点就是“静”，有别于西方的“动”的文明。许多人正是有感于中国会被天演淘汰，方才要求发奋图强，致力于维新或革命活动的。再次，它改变了中国的时间观和空间观，以前是“华夷之辨”，而现在国人忽然发现自己原来已经被逐出了世界的中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以至于有的学者主张，20世纪是中国重返中心的努力过程，是由边缘向中心的位移过程。最后，它树立了创新性和创造性的观念，为反对封建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以前，人们讲究的是“安天命”、“入则事亲，出则事君”、“君权神授”。这些观念紧紧束缚了人们的手脚，人们不敢提出个性自由或独立平等，否则会被视为“犯上作乱”、“大逆不道”或“乱臣贼子”。而现在，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强调竞争和淘汰，人人都要通过竞争才能生存下去。无形中就否定了君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剥落了神灵头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洁光环。人类生存及社会的发展都是靠竞争维持和存在下去的，既非冥冥之中上帝的保佑，也不是地上的明君圣贤的发号施令及功劳，上帝、帝王或圣贤都是进化的产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