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天赋人权论反击封建专制 除了进化论，严复还从法国卢梭那里借来了“天赋人权”论，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运用这些理论武器，猛烈批判了封建思想和意识形态，反对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和封建君权，倡导变法维新，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意义非同寻常。 严复利用“天赋人权”论主要抨击的是封建“君权神授”，进而极力张扬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天赋，认为君主或任何政府均不能用神的名义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他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代古圣贤之所深畏，而未尝立以为教者也。”由此，他愤怒地揭穿了封建专制主义“牢笼天下”、扼杀人的自由的罪恶嘴脸，指出正是封建专制造成了“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同时，他反复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指出：“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饰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严复大声呼吁：“民之自由，天之所畀”，即自由是天赋的，君主和人民只有一种契约关系，君、臣、刑、名都是为了“卫民”才产生的，“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即百姓才是国家的主人，“主权在民”，并明确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发展民力、民智和民德的观点，强调了吸取西方科学和民主精神的重要性。不过，严复在具体分析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时，却从进化论倒退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庸俗进化论，从天赋人权论转向“开民智”的社会改良论，表现出维新派向封建主义妥协的倾向。 进入20世纪，大量《民约论》新译本和鼓吹天赋人权观念的著作问世，从而在20世纪初掀起了“卢梭热”。1902年，杨廷栋在日译本的基础上重新翻译《民约论》；梁启超发表《卢梭学案》，大力提倡卢梭的思想，指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没有自由，便谈不上什么责任或义务，并强调自由是人的道德之本，提出：“人若无此权，则善恶皆非己出，是人而非人也。”他还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阐述了中国旧思想与欧洲新思想的差异：中国是“一、国家及人民，皆为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为国家之主体。二、国家与人民全然分离，国家者死物也，私物也，可以一人独有之。其得之也，以强权，以优先权。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无关。”而欧洲却截然相反：“一、国家为人民而立者也，君主为国家之一支体，其为人民而立，更不俟论。故人民为国家之主体。二、国家与人民一体，国家者活物也，公物也，故无一人能据有之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如影随形。” 辛亥革命时期，尽管有人公开宣传个体的自由独立，但大多数人仍将国家和群体的自由独立放在首位。到了“五四”时期，天赋人权的观念进一步发扬光大，人性、人道主义被大力倡导，进而成为一种价值取向，成为维护人的生命存在和个性要求的不可小觑的精神力量，并真正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观念之旅。 （作者单位：装甲兵工程学院军政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