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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偕妻子孟庆树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即乌鲁木齐）、兰州（稍作停留），于29日飞抵延安。 那天，毛泽东、朱德和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一齐前往机场迎接。当王明、康生、陈云等从飞机上下来时，毛泽东和参加迎接的其他领导人趋步上前，彼此握手拥抱。 在机场，毛泽东致了题为《饮水思源》的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毛泽东还说，陈绍禹（王明）同志给山沟里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全党的幸运。 在毛泽东致欢迎词之后，王明作为回应也讲了话。他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显示出身份特殊，且口气也很大。他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 这最后一句话，让人听了有些莫名其妙，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王明当时的那种激奋而纷乱的心境。 虽然王明早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他没有到过中央苏区，也没有参加过红军的万里长征，更未到过中国抗战前线。因此，当时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国前就曾特意提醒过他：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后要以谦虚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但王明回到延安后，就把季米特洛夫对他的忠告抛到九霄云外，下车伊始，摆出一副领袖的架势，到处讲话作指示。他有着良好的口才，记忆力又特别强，对列宁、斯大林的话说得头头是道，满嘴都是布尔什维克，说到兴起，竟不时用俄语侃侃而谈，无非是吹嘘自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张国焘曾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的一些不安的情绪”。 回延安不到一个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专题报告。王明口口声声说，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语中大有咄咄逼人之势，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造成一种捧着尚方宝剑在传达“圣旨”的感觉。王明振振有词地说：“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我们要维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受蒋统一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变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 王明报告的要点是： 第一、中国如何能给日本以有力抵抗，使日本无力进攻苏联，这对世界革命大为有利； 第二、中共应主动与国民党密切合作，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与军队； 第三、国共合作是永久真诚的，不应谈谁占优势，谁领导谁，应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 王明在报告中锋芒毕露，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对国民党营垒所作的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与亲日为标准。他还指责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批评中央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方针和政策。 王明的上述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他抹煞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按照王明的观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无疑要交给国民党。 由于王明的特殊身份，在一开始他就声明他的报告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不少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使得王明在会议上占了上风。许多人根据王明提出的很多错误的或片面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得失，还做了“自我批评”，承认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认为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右倾的危险”，“王明同志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辩白和辩解，但还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服从了多数的意见。后来毛泽东讲道：“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毛泽东还说：“王明的关键、症结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太多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