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的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常驻武汉，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和与国民党的谈判。 王明在武汉工作期间，继续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独断专行，公然与延安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藐视中共中央的权威，将中央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凡事先斩后奏，甚至很少向中央请示报告。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挽救时局的关键》的文章和谈话，还在武汉大学作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公开宣扬他的错误主张，散布与中共中央不一致的论调。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王明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虽然承认他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向国民党让步太多，但仍坚持错误，还进一步提出“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赞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所谓“统一武装”和“统一待遇”，那只是王明的一厢情愿，国民党当局不会这样办的；而如果承认并实行“统一纪律”、“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到头来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利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 毛泽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会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这个意见由于只得到个别人的支持而没有被采纳。 王明回武汉后，正值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又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未经中央批准即送交国民党。这个提议提出，“敝党愿尽力赞助贵党在抗日救国大前提下，造成统一的群众运动和统一的群众组织”等等。中共中央发现了王明的错误做法，于3月25日给长江局发去《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电》，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八项建议，责令长江局将这个文件转国民党方面，但为王明所拒绝而没有照办。 王明之所以敢于如此张狂，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是他认为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支持。诚然，斯大林十分信任王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与王明有着良好的关系。对王明的所作所为，毛泽东虽然也有所考虑，但也有所顾忌。当然，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向来是不让步的，即使多数人站在王明一边，他也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五 总之，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观点。他的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是：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 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为顾全中央的团结统一，没有立即对王明提出批评。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前往莫斯科，会同王稼祥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以使共产国际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实际和中共现行的政策，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援。 1933年4月，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身负重伤，1937年6月，由于伤情严重，被送往莫斯科治疗。11月，王明回国时，接替王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年轻时留学苏联5年，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他很熟悉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情况。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王稼祥和任弼时一道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详细而又具体地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持久战的方针和策略。4月14日，王稼祥和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王稼祥又和任弼时一同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由任弼时对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当时共产国际许多代表以至领导人，由于过去深受王明的影响，不了解或不甚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中共的抗战政策。经过王稼祥、任弼时努力地做工作，各国的代表终于扭转了以往的认识，了解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实践中探索出的成功经验，尤其是消除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斯大林对中共中央的很多误解和成见，使他们正确认识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承认并同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季米特洛夫这时也称颂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当时条件下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好”的办法；赞扬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共产国际最好的支部之一”。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经过认真讨论后，通过《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决定》。这两个文件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有利于在中共党内较快地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