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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938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准备起程回国，其在共产国际的职务由任弼时接任。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约请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郑重地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共产国际还拨出30万美元托付王稼祥转交中共中央。 1938年8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了延安，王稼祥回到延安后，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负责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9月8日，《新华日报》全文刊载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中译文。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开始筹备六届六中全会。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当中共中央通知王明速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时，王明竟给延安回电，让王稼祥去武汉，向他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细节和传达文件内容，甚至要毛泽东等主要领导来武汉或到西安召开会议。中央断然拒绝了王明的狂妄要求。王稼祥给王明复电中明确而严肃地指出：“请按时来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 王明被震住了！他从电文的措词中看出王稼祥对他态度的转变，由此便想到，他在中央的地位可能起了变化，这才不得不打点行装来到延安。 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等人。会议首先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产生了很大震动。李维汉回忆说：“季米特洛夫所说的‘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问题，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毛泽东先后两次发言，强调党内团结，并论述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关系。他特别指出：共产国际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 七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地方负责人38人，是1928年中共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会议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周恩来、朱德、康生、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等被选为全会主席团成员。王稼祥向代表们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精神，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张闻天、周恩来、王明、朱德、项英、刘少奇等同志也分别向会议报告各方面和各地区的工作情况。 会议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评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偏向，尤其是着重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全会重申，抗战时期党要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坚持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人民抗日武装，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此时，中国的抗战也已进入到了相持阶段。倘若以上这些问题未能得以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是很难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重任。 毛泽东作会议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为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最后，由王稼祥致闭幕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