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二，关于苏联政府派到国民党政府之顾问人数以及他们的工作情况问题。据周教授说，这是一块未被史家开垦过的处女地——“苏联派到广州的顾问到底有多少人？因为目前还没有人（含前苏联学者）进行过统计，因而也就尚无一个可信的说法。”（P.274）其书中有专文研论此课题：他根据苏联档案之记载的黄埔军校首席顾问切列潘诺夫将军的忆述，及前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之论述等各种资料，先制作出《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政府服务的苏联顾问情况简表（1923年9月—1927年月）》。它里面“共列出了苏联顾问106人，其中军事顾问65人，政治、经济顾问22人，此外还有服务于军事、政治顾问的秘书、翻译、飞行员、通讯联络员及医生等19人”。（P.277-283）接着，他又对顾问团的组织机构——广州军务委员会和军务处（院），及众顾问帮助孙中山政府创建黄埔军校与校军，及不断指导着军校教导团、党军和国民革命军在历次战斗中成长等情况，进行了具体详尽地论述。 其三，关于我国台湾地区孙中山研究概况的鸟瞰问题。这也是一项开拓性研究工作，因为60余年来，除有境外学者对它的情况作过一点零星介绍外，国内史学界尚无专文系统论述之。有鉴于此，周教授接通过潜心研究，写出《简要述评台湾地区的孙中山研究（1950-2012）》一文，“第一次对台湾一个甲子来之孙学研究情况，作了全面而系统的简要述评”。（P.325）该文洋洋洒洒达4万余言，首述“台湾孙学研究兴衰之四时期与制约它的政治氛围”；次论“台湾孙中山研究机构的科研活动与主要业绩”；三列“台湾出版孙中山研究著作的情况与其内容类别”；四评（重点）“台湾对孙中山评价之变化及其主要的学术观点”。（P.327、340、351、356）作者最后指出，台湾学界60多余年来在孙学研究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从不同角度及各个方面充分展现了孙中山思想学说的博大精深，及其革命践行之愈挫愈奋，并深入论述了他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事业所建树的宏伟勋业，及其思想实践活动对亚洲乃至世界人类进步事业的巨大影响……尽管台湾的孙学研究论著还存在有不足之处……但总的来看，其仍有大量的著作和论文……学术水平较高，而在学界具有较大影响。我们应当承认，台湾的孙中山研究成果，是构建中华民族整个现代学术殿堂——尤其是孙中山研究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P.366-367） 除上述三项创新研究外，周教授的这部新作还对孙中山研究的其他一些问题，或有拓深一步的研究，或进行新视角甚至颠覆性之论述。他研究诸问题的角度，及其得（提）出的见解，皆能令读者耳目一新。 最后要说的特色是，周教授在这部新作中的一些创见，让人美不胜收。因限于篇幅，下面举出其中几个例子。例一，作者在书中通过对孙中山1907年《挽刘道一诗》几个问题的考订后，先以充分的史实说明：“这首悼祭刘烈士的挽诗”，是孙 “请人代撰而由其署名的”，“诗稿的代撰人为汤增璧”。它的“著作权归于孙中山”，但不能由此就说他是诗人；相反的，“孙中山在留给后人的大量文字宝库中，仅有一首诗这件事本身，已足于证明他亲自对宫崎所说的‘弟不能为诗’，并非谦语，而是事实……由此可知，身为旷世革命伟人的孙中山不是一位诗人。接着，他又对“孙《挽刘道一》诗几种版本的正误问题”，进行了考订辩证，以还原史实之真相。（P.73、62、79、85） 例二，关于“辛亥首义”的问题，素有不同说法，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再起争论。周教授在新作中将广州“三·二九”起义、四川荣县等地保路同志军起义和武昌新军起义等，放在“辛亥革命”之大背景下加以考察，通过对广州与武昌两起义历史传承，及该年革命起义的连续与整体性关系之论说，并结合孙中山、黄兴对“首义”这一历史概念的认知界定，再次强调“广州‘三·二九’起义之役实为辛亥首义”——在辛亥年发生的四轮“重大起义事件链条中，正是最先发动的广州‘三·二九’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而与之有历史联系的武昌起义，则是在稍后革命形势更成熟之条件下，一举成功并引发了‘辛亥革命’的全国性高潮。”（P.91-92、86） 例三，上世纪20年代苏联援助国民党政府与孙中山联俄联共之问题，是史学界作过长时间研究的老课题。作者在此书中依据解密的苏方档案，对该问题作再度重新审视后认为：“当时苏联和孙中山间经过双方长期联络、晤谈与磨合后，建立在俄援孙及孙联俄联共基础上的这种中俄两党政治结盟，是双方皆因现实需要和各有政治条件与底线的联盟：苏联当局之所以选择孙中山为盟友，是因为它认定孙是助其实现东方战略的最佳人选，及能一起进行世界反帝斗争之重要伙伴。它援孙的条件是国民党必须改组与联共，并协助维护苏联在外蒙和中东铁路之既得权益，及其远东地区的安全。而孙中山之联俄联共，则旨在学习俄共（布）的革命经验与方法，尤为取得苏联政府提供的资金、武器和人员援助。他在此过程中始终存有戒心，而施行于联俄中防俄，及既联共又限共的两面性政策；这才是他晚年真实的心路历程，也是其联俄联共政策之矛盾性所在”。此种现象之出现，可从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及“国民党领袖和资产阶级革命家”这两个方面，“去找到合理的解释”。（P.200-201.231-232） 周教授在书中论及俄援孙问题时还指出：苏联政府的文件一再表明：它提供给国民党的各种援助，决不是如苏方人士所说的无偿 “捐助”， 而只是一种物资“赊销”和有息“贷款”。也就是说，“孙中山和国民党政府既要还苏联政府提供的现金贷款，又要付款购买它援助的所有军事器材，还要出钱雇用其派来广州工作的顾问们。即莫斯科方面所提供的一切援助，都要广州国民党政府以金钱来如数偿还”。“不仅如此，还有苏联官员常摆出一副施舍者的傲慢姿态，对孙本人及援助一事加以指责和非难”。于此可见“其在援孙问题上暴露出的民族沙文主义”。（P.223—224）另一方面，作者又认为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两面性，具体表现于“其在联合、学习苏联并接受其援助之过程中，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并一如既往地恪守与奉行他的三民主义”，“一直对苏维埃的共产制度心存疑虑而严拒之”。而他的“联共也有一定的限度和底线，也即存在着不彻底性”；其一贯态度是“要求中共党团员加入国民党后，必须服从他和党组织的领导，信奉三民主义，并恪守党纲党纪，执行国民党的路线和方策，而决不允许跨党者中有人批评与指责国民党”。“这与当时国共联合战线内部屡起政治纷争颇有关系”。（P.225-226、230、232） 总之，只要综览这部力作，就会知道：孙中山首先是位赤诚的爱国者。这诚其所说的：“文爱国若命”，“始终做爱国之人”。正是基于此，他由爱国走向革命，并毕生以救国拯民为己任。孙中山又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政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他在完成此项历史使命的进程中，始终一往无前、愈挫愈奋、与时俱进。孙中山还是位梦想家——他“在那个没有梦的时代，是敢于筑梦的人”。史实告知我们：孙中山的振兴中华梦，包含有近代中华民族之“共和梦”、“强国梦”和“幸福梦”等内涵。即“其始终都把追求祖国之独立、民主、统一与富强，作为革命斗目标”。正因如此，所以毛泽东称颂孙中山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想，这正是长期以来，孙中山一直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敬仰、缅怀和纪念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