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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利”力争：史迪威指挥权问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4年7月7日，罗斯福命人面交一电予蒋介石，提议为扭转目前华中战局的不利局面，请其将中国战区的中美军队“并包括共产军在内”都交由史迪威指挥，史迪威则置于蒋介石之下。蒋阅后虽很是不满，但最初还只是藉词搪塞，复电称原则上赞成，但因中国军队成分复杂，暂时无法实行(《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7册)。“实际上等于拒绝。据孔来电，罗颇不悦”。 王世杰则劝蒋介石接受罗斯福的提议，“予日昨面请蒋先生赞同罗斯福统一中美作战军队的指挥之议，并谓美国将领任此指挥之职，或可间接减少苏联加入远东战事后之困难。蒋先生似渐赞成罗议。”(《王世杰日记》第4册)8月14日，蒋介石让孔祥熙转告罗斯福，可考虑接受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前敌总司令并仍兼任参谋长，“承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命，负指挥本战区前线各军之全责”。 8月23日，蒋接罗斯福催促任命史迪威电，请其“尽最早可能时间作必须之措置”，并称之所以要如此坚决主张，是“余以为苟再有稽延则此或将对于挽救现存之军事危机失之太晚，而此乃有害于中国亦有害于盟邦对于倾覆日本之共同计划者也”。对此，蒋极为反感，但称“对美外交方针不能不用逆来顺受之道，故决定极端容忍，接受其有限度之要求”。稍后数日，蒋一直在盘算如果拒绝罗斯福，会出现何种结果，并作了以辞去中国战区统帅职务来迫使罗斯福让步的谋划。在8月31日的月末反省中，蒋还说美之提携中国为“四强”，是想以此虚名来控制中国，美国现在的对华行为无异于往昔之日本：“罗斯福藉举我为四强之一之虚名以示惠于我，使我受其控制并藉此要胁吾以遂其所欲，吾乃享虚名而受实祸也。”“彼既以示惠于我，凡彼之所要求于我者，无不强制逼迫，非达所欲不可，而我所希望于彼者，则彼皆可置之不理，故我对彼只有尽义务而毫不能享权利，所以今日对美外交实已丧失我自主之精神，无异于往昔倭寇之对我也。”平心而论，蒋介石对罗斯福及美国的此种评价，显然是有欠公允的。 9月12日，蒋向军方徐永昌等征求意见，徐等建议有限度地接受美方要求：“座仅敬之、蔚文及余与熊、刘两次长。余意军事不振固已显然，而苏联迩来对我情形日趋恶劣，国内共党又复如斯，有限度的屈从美方意愿，似亦解决困难的一条途径。”(《徐永昌日记》第7册)接着，在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的斡旋下，蒋一度表示同意予史迪威以在他之下的指挥权，但要就此制定一套准则，同时要将租借物资的支配权交予中方，并拒绝了罗斯福要中国派五万华工出国援助的要求。这种情况下，双方并未能达成妥协。蒋对美看法更坏：“抗战至今，凡军事挫折、经济疲困以及共匪猖獗、政治恶化，莫一非美国之粗疏盲昧无端诋毁有以致之，而彼尤不愿将租借法案中之物资交我自主支配，即史迪威指挥华军一事亦不允订立协定，对余之侮辱欺妄竟至于此，故余决据理力争，不能再事谦让，并须预作独立应战之准备以防万一也”。 19日，蒋介石接到史迪威面递的罗斯福一份措词尖锐的电报，电报要求蒋介石“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称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在盟国其他战场均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中国战场却万分危急的局面，也才能够使盟国援救中国的所有计划不至化作幻影。 接到此电，蒋勃然大怒，决定趁罗斯福“正值大选时期不能不有所顾忌”，罗织史迪威的种种不是，以迫使美方撤换史迪威。蒋这样做，一是军队是蒋一切存在的基础，岂能为了与美联手击败日本之目的而拱手让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二是美方为扩大抗日力量还要将中共的军队也包括进来，并考虑划拨给一定的租借物资，这同样也是绝不能接受的。相反，蒋还要留足力量对付正日益壮大的中共。这两条都是根本威胁蒋统治基础的要害问题，甚至是比对付日本还要重要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