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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友为敌：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后续 值此之际，日军进攻广西，战局愈发糟糕，蒋“(9月24日)午餐后看报，深感国内外之讥刺太过，而以美总统罗斯福对华军事公开表示不满为尤甚”，又于9月25日请赫尔利转达一份备忘录予罗斯福，明确要求将史迪威撤换。蒋也知道，这样毫不客气的拒绝，势必失去美国的援助，他在28日电孔祥熙，“今后切不可再向美方要求任何物品，除非美方自动来与我商谈时再予洽商，否则切勿再求于人”。并说如今美国“其用心之险恶实等于俄日”。 对此，王世杰、张治中、顾维钧等许多重要人士都颇为担心。王世杰担心美国军方因此改变对日战略，中国付出的代价加大，与苏联相关的东北问题将更为复杂而危险。顾维钧在9月29日发一长电给蒋介石，称目前中美之间暗礁重重，美国朝野舆论对我十分不利，强调“美国对我素主亲善，迄无野心”及维持中美同盟的极端重要性，因为“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毕竟朋友不多，我们在战时和战后重建，都需要美国的援助，”希望蒋介石能委曲求全。蒋复电则称这是主权问题，比战胜日寇还重要：“外交方针可以应时屈申，但必须以不失主权与不损国家威严而尤以实现三民主义不使中国共党赤化中国为基础。其他无不可洽商谦让也。否则同盟国虽胜犹败，非余所希求之胜利矣。”(《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 10月3日，为史迪威事，王世杰及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长的张治中面见蒋介石，张问何故于发电要求撤换史迪威之前“不与文武僚佐细商”。蒋称“因预知我等不会同意此项办法。”王说，就令如此，“亦宜先与我等商讨”；“予当时力称此事很可促成美国军部变更对日战略，……蒋先生对美军部甚愤慨，予虽再三言之，亦殊不能促其改变态度。”最后王世杰要求，罗斯福复电到时，“务让大家参加意见”。(《王世杰日记》第4册) 10月5日，蒋介石约各院长及王世杰等午餐，“力言我国单独抗战时较现在好，以后还是要准备单独抗战。”言下之意，不惜与美决裂。“予觉事态极严重。”对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困境，王世杰谈到：“美国方面几乎普遍攻击我军部，乃至蒋先生，显系由美军部授意。近日我已与丘吉尔冲突(丘发表演说指责我军，我军事发言人亦公开驳斥之)；苏联仍不愿多与我商谈任何问题。现在又因中美联军司令人选问题与罗斯福及美军部冲突，显然自造孤立状态。倘此种趋势不即改正，前途真不堪设想。” 6日，收到罗斯福复电，同意解除史迪威参谋长职及支配租借法案物资之权，但仍郑重建议保留史迪威中印缅战区指挥官之职务，对此，蒋介石仍倾向拒绝，并不惜对罗斯福作刻毒的人身攻击：“美国欲完全控制中国之野心则昭然若揭矣。余曾以去年底及今年正月迭致罗斯福三电表示不满之意，恐将促其恼羞成怒，故常引以为戒，而今乃反觉为得矣，若未有此三电，则不能发现罗斯福狰狞之面目。而余犹以其真为和平救星矣。昔闻先慈尝言，凡斜目跛脚者，必非善人，今益信而有证矣。”(《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 在复电起草过程中，陈布雷认为罗斯福已作让步，应接受其主张。王世杰亦力言不宜再拒绝。9日晚，王世杰又去找宋子文，“彼亦主张再拒绝”，“予力称此事不可在此时闹僵。须知美国如公开对我表示不满，或变更战略，我方军事危机必更严重。我并告以布雷、敬之等均同此看法。” 但蒋、宋根本不听，一意孤行，10月10日：“今晨宋子文告我，谓昨晚与我谈后，彼再向蒋先生请示，蒋先生意思坚决命其立即发电，昨晚夜半已去电拒绝罗之提议矣。予闻之忧闷不已。何敬之、张文伯、陈布雷等与予谈此事，无不忧闷。予等之所忧闷者，不仅在罗斯福能否对此事再让步，而在未来中美间之相互信任与协助是否不受大影响。” 对王世杰、张治中等表示的担忧，蒋介石斥之为“此皆不知国家存亡安危之道也。”而“一般军事干部以为余对美交涉太强硬，必陷僵局，将致国家于灭亡之境，故烦言百出，怨声频至，呜呼！实无一人可与言大事决大计也。” 由于蒋之刚愎自用，由于其令人难以置信之自大、自恋，造成了战时中国对美外交的严重受损，也导致了整个战略上的被动。由此时至1940年代末，美国的远东战略经历了一个从助华强大、重苏轻华到扶日反华的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即导源于此。 10月9日，“晚陈纳德请见，乃知史迪威已下令在美之第十四航空队半数以上人员停止工作，且对华租借法案中之飞机亦藉口予以延期运出”。 10月11日，蒋介石称要准备与美决裂：“对美交涉已至最后关头，应切实准备，如罗斯福不改变其现在态度及对共匪之袒护，则不能不准备决裂。” 10月17日，宋子文报告蒋，顾维钧来电，称马歇尔“询旅顺让与俄国之意”，“公叹曰，美国人之欺善怕恶有如此耶！”蒋介石还对陈光甫说，“在同美国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已沦为一个奴隶，而且每况愈下。” 因此之故，本属于共同对日的盟友或盟国，在蒋介石眼中，全都成了危险的敌人：“对共、对俄、对美、对英各种未来之行动所可加害于我者，应切实研究与预防也”。化友为敌，自陷孤立，确实是近代中国一些统治者的拿手好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