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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一些人那里，思想混乱到了什么地步！ 不过，再仔细看一下倒也没那么“可怕”了，因为笔者在众多的翻案者中并未看见学养深厚、声名卓著的历史学家，而多半是一些对什么都能写上一笔的所谓学者。因此，笔者虽非历史学家，更并非“学者”，倒也敢说上几句。 历史研究当然不应该停滞不前。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对一些历史事件、一些历史人物重新评价，这原本是正常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研究历史？怎样运用新的史料诠释历史？怎样随着时代的前进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 笔者以为，首先要看“大历史”。 这并非笔者的发明，而是从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那里“借来”的概念。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认为“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大历史观要求我们，一是要看一个人的全部历史，而不是他的一段历史。“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都只是历史的片段，都只能说明一时，说明不了全部，更说明不了实质。袁世凯前期的洋务实践也好，汪精卫前期的革命经历也好，都代替不了对他们的整体评价。二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观照，看他是顺应、推动历史潮流的发展，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从清末到民国，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要在列强环伺、分割乃至侵略之下完成救亡图存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双重任务。对于政治人物来说，这是历史出给他们的一道必答题，其结果将决定历史对他们的总体评价。很显然，在这道必答题、这道大题面前，慈禧、袁世凯、汪精卫都是不及格的。就拿袁世凯来说，没人能否定得了他在洋务运动和编练新军乃至建立共和中的历史功绩，但是复辟帝制，这个历史倒车开得就有点过分，不得人心了。是蓄谋已久的也好，半推半就的也好，被人撮弄的也好，笔者认为，作为掌握着当时最强大的北洋军的袁世凯从来都是撮弄别人，未必被别人撮弄过，而且袁公此时应该早已经过了18岁，有了承担独立民事责任的能力。至于说恢复帝制是如何的“符合国情”、有多大的“现实基础”，我们没看到，倒是看到他着意笼络或亲信的蔡锷、段祺瑞、冯国璋等，或起兵，或托病，或通电，最后，他本人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难到国情在83天中忽然又变回来了，或者是袁世凯忽然良心发现、幡然醒悟了吗？ 其次，要有“大是非”。 “是非成败转头空”，这是牢骚话，其实人的一辈子是非成败是空不了也忘不了的。但是，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对国家民族肩负重大责任的人物，要讲大是大非。古人说“不以一眚掩大德”，反过来说“不以一德掩大眚”，也是成立的。武则天之宠幸张易之、张昌宗，正史并无避讳，但这抹杀不了她作为大唐盛世缔造者之一的历史地位。反观慈禧，作为大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她没有用手中的权力顺应历史潮流，挽救大清的衰败，走向民族的复兴，相反却是顽固地抱着祖宗旧制不放，不思进取，乃败甲午，割台湾，杀新党，囚光绪，宣战列强，缔约辛丑，不断地割地赔款，“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至于她的私生活，笔者并无考据癖，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但是就算她当得起一座贞洁牌坊，也无法掩盖由于她的政治上的无能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长久的伤痛。而一些人纠缠于修园子的银子到底是搜刮来的，还是下面孝敬的，则无异于掩耳盗铃。只要对比一下对面岛国的明治天皇拿出皇室积蓄购买军舰、支持战争的行为，不是可以高下立判了吗？至于“私生活为人所称道”、“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的汪精卫，则不但“道德人品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无人可比”，其实相貌姿容、诗词文章“在当时的革命家中”也是“无人可比”的。可惜这些对于政治家来说，都只能算小“德”。他作了日本人的奴才，老百姓叫“汉奸”，连他的亲哥哥（汪兆镛）都不饶恕他，骂了他一辈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