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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重商主义” 元代的“重商”，很大程度上与蒙古统治者因草原社会生产结构和经济特性而产生的价值取向有关。与成熟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相比，古代蒙古族的游牧经济是一种生产部类单一的不完全经济，一部分的生活必需品特别是一些奢侈品自己不能生产。在氏族部落阶段和早期国家时期，尚未走出单一经济的游牧文明，如欲满足对畜产品之外其他物资的需求，一方面要借助战争掠夺，另一方面就是依靠贸易交换。游牧民族对交换的需求远高于农耕民族，而商人在游牧社会中的地位亦远高于中原汉地。这一点在蒙古兴起的各个阶段的许多重要事件中都体现出来。 铁木真创业初期，还未统一草原之时，其亲信集团中就有了商人的身影。1203年，铁木真在一次战斗中失败，部下被打散，身边只剩下19个人追随他撤退到蒙古克鲁伦河下游一条小支流班朱尼河，饥寒交迫下杀了一匹野马充饥，班朱尼河水量不够，只能挤污泥中的浑水喝。困窘中的铁木真举手仰天向19人发誓：“将来我大业成，定与你们同甘苦，违此言者如此污水”①。这就是蒙元史上有名的“班朱尼河誓约”。在场的19人被称作“饮浑水功臣”。据学者考证，在这些元人文献中被誉为“佐命元勋”的饮水功臣中，就有一个叫“哈散”的回回商人。之后还有田姓回鹘商人，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极力鼓动成吉思汗南侵。1218年，受成吉思汗之命，一支由450名商人组成的商团前往中亚伊斯兰教大国花剌子模，在其边境被花剌子模边将掠财屠杀。暴怒之下的成吉思汗决意复仇，由此开启了震动世界的第一波蒙古大规模西征。关于此次西征的起因，一般人认为具有偶然性，但俄国也有学者认为是蓄谋已久的，商人利益集团是其发动的重要推手。西征结束后，被任命代表大汗总督被征服的中亚事务的，也是回回商人出身的牙剌瓦赤。 元代商人可以在朝中做高官 元代商人朝中做高官，或高官经商牟利是官商勾结的重要表现形式。如前述牙剌瓦赤，后调至中原成为最高政务长官并掌管天下财赋。元世祖时的回回权臣阿合马，以理财受宠于忽必烈，权倾天下。他“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②，其子为“胡贾”，依仗父势官至中书右丞。接替阿合马掌财权的卢世荣，据载“以商贩所获之资”贿赂阿合马而入掌朝柄。他设立的一个经营国家钱谷的机关，“所司官吏，以善贾者为之”③。元廷在京城还常设耆老五十名，“皆富商托此庇役”④。河南人姚仲实，原为理财官，弃官从商，“行之十年，累赀巨万”，进而出入宫廷，与皇室来往密切。元统治者对能出资贡献的富商予以优待，对官员经商除了要求他们纳税，也不禁止。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蒲寿庚世代海商，南宋时提举市舶司，实际掌控宋代海上贸易，元灭宋后归元，以行省长官身份招揽海外各国互市。元世祖时，原为海盗、降元后负责朝廷沿海海运的朱清、张瑄，利用职权，“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诸番夷中”⑤。回回人沙不丁先后执掌市舶司、泉府司、致用院等海上贸易管理部门，家中拥有大量海船用以赢利。这种贵族、高官和巨商互为一体的现象在元代都不是个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