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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强调门阀政治是汉唐皇权政治之间的一个变态，一个短暂的插曲，而且本质上并不是对皇权政治的否定，显然是为了回应贵族制社会的学说。您对东晋政治的分析，是不是基于这种对汉唐社会与政治的连续性的理解呢？如果魏晋以降的社会与政治并没有真正偏离皇权政治传统，那么，是不是说，汉晋之际的变局，尚不足以使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新方向？甚至可以说，皇权政治与制度仍然富有生机？ 田余庆：中外学者论中国贵族政治观点的可酌之处，在我看来，关键是在对专制皇权作用的观察角度不同。古时候，在大国规模、统一制度的中国国家中，政治纷纭，必需专制皇权驾驭。专制皇权可能一时式微，可能一时旁落，但是不能须臾缺失。在没有被一种更有效率、更符合人性的制度根本取代之前，千百年相沿的专制皇权思想和制度可能更换表现形式，却会在不同的外壳下继续存在，或者是继续被利用。把皇权这个因素过度淡化，看重几家门阀、几个人物在舞台上的活动，而抹煞其与皇权的互动，抹煞其假皇权以行事的实际，这样就出现了中西无别的所谓贵族政治。 陈寅恪先生分析汉晋之际的政治，从代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阶级着手，比如曹氏与司马氏。您似乎很早就扬弃了这一思路，比如《袁曹斗争与世家大族》一文。到了《东晋门阀政治》，就有了全新的方法。想请您谈谈该如何理解陈先生那个思路的局限性。 田余庆：陈寅恪先生学识渊博，思虑深密，我跟陈先生学术档次隔得太远，想学学不到手。他的创新见解和方法，开辟新路，对他所论述的问题，后来人只是站在他的肩上，才有可能拓展视野，补苴罅漏，难得跳出如来掌心。我写袁曹斗争之文，实际上是承袭了陈先生的思路而有所发挥，只是那时不敢提陈先生之名，后来才在补注中说出原委。关陇本位之说是一个大学说，贯通北朝隋唐，读过的人都受启发，终身受益。我觉得陈先生未甚留意之处，是在运用其创见解释后代史实时，未尽充分考虑到历史条件的变迁，因而有时显得准确度欠缺一点。如袁曹出身行事的差别，涉及阶级和文化，对三国历史形成影响很大，是创见，很高明。但当曹氏已居皇位，并且已历数世之后，陈先生仍以曹袁出身差异为主要理由，来解释魏晋易代的缘故，就显得隔得远了一点。陈先生以其关陇本位的卓识解释几百年之后的牛李党争，也让人感到其间历史虚线长，缺乏实感，难得丝丝入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