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代史》教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办公室主导下的49种重点教材之一。由“马工程”办主导编写高校重点教材，体现了中共中央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教材编写的努力。 既不采用“革命史观”，也不采用“现代化史观”，而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按照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来编撰历史 近20年来，学术界有“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或者“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提法。有人主张否定“革命史观”（“革命范式”），提倡“现代化史观”（“现代化范式”），有人主张用“现代化史观”代替“革命史观”。 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史，确有重视革命历史的一面。但是，用“革命史观”（“革命范式”）概括或者评价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概括。范文澜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从来不是只讲革命，反革命也讲了，中间势力也讲了，经济、思想文化都讲了。刘大年批评以往的中国近代史，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认为这些著作一般带有纪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他认为，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它们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出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我认为，这个批评在学术上是很中肯的。说以往的近代史研究偏重政治史，而不说偏重革命史，这要比批评“革命史观”更为客观一些。但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调是革命（费正清也指出过），革命的多次发生以及革命事件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实际上是蒋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提出的。在蒋廷黻看来，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近代化就是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学习西方，摆脱中国的落后状态，全面地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变革之路，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建构了他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走向近代化，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他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标准。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现代化问题，不是没有一点新意，但是，在日寇侵占国土，全国人民处在悲壮的抗战热潮中，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问题的提出，几乎得不到什么喝彩。另一方面，蒋著在保卫大武汉的时候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观点，比如对林则徐的“民心可用”的强烈批判，对抗战低调的提倡，等等，无异于对抗战热潮泼冷水，引起一些爱国主义者的批判。 近代中国有两大历史主题，即独立和富强。这个历史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从国弱民贫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历史过程。从这个角度说，所谓革命史观，所谓现代化史观，都不是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按照唯物史观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应该认识到，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贯穿近代中国历史的真正的主线，现代化进程在近代中国虽然在缓慢地进行，却从来没有居于主导地位。在近代中国，革命和改革才是历史发展的主调。因此，现代化史观把现代化进程作为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妥当的。按照唯物史观，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成为主流，是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之后，现代化进程实际进入中国社会生活领域。 因此，《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既不采用“革命史观”，也不采用“现代化史观”，而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按照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来编撰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