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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败，首先是文化之败 长江商报：时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甲午开战后的几天指出，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有成功的可能，但大清只要能经得一时之败，就可慢慢利用资源和人口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是什么一步步蚕食了我们甲午战争胜利的希望？ 陈悦：赫德战前的评价十分具有代表性，北洋大臣李鸿章也认为，中国海军可能比日本海军弱，但中国陆上不缺好兵，尤其不缺人力，最终可能会以巨大的人力优势压垮日本。但事实上这些都是一厢情愿，在一个社会各方面都没有近代化的国家，根本不具备那么强大的动员能力，而且清政府陆军常年不修武备，真正可用的常备军队人数十分稀少，加之当时大量中国人不知己也不知彼，不知道日本无论在经济和资源优势上，都不弱于我们。所以甲午战争胜利的希望只是战争初时很多中国人头脑中虚幻的景象，随着战争推演，虚幻逐渐破灭，最后发现这场战争的失败不是某一个局部的失败，而是全中国的落后所导致的总体失败。 长江商报：有评论分析，中日两国在战争中存在诸多不平衡要素，其中政治体制的腐败是导致清政府失败的主因。您怎么看？ 陈悦：体制腐败是今人论及甲午战争习惯总结的原因，在我看来，就甲午战争时的表现而言，体制腐败不是最重要的致败因素。甲午战争本质上是日本为争夺东亚主导权，实现“脱亚入欧”、“海外雄飞”的梦想挑起，战争失败的原因也很明显，就是近代化的日本打败了不近代化的中国。中日两国发起近代化改革运动的时间差不多，但成绩会有如此不同，我个人认为，其中起最大阻碍作用的是我们的文化。在面临西力东来的变革时代，我们过于悠久、丰厚的传统文化反而阻滞了变革、转型。这一点从北洋海军的境遇就能看得十分明白，从1875年建设开始，这支军队一直处在传统舆论的监督乃至批判下，最终1891年停止北洋海军外购军火令的出台，也是传统的海洋观、海防观使然。所以甲午之败，首先是文化之败，其后才是其他。 长江商报：在国与国关系上，甲午战争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陈悦：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准近代化的模式参加一场战争。从战争初起时，清政府在朝鲜的属国问题上犹豫不决，且忽视和日本曾签订过的双边条约，以致出兵朝鲜给日本武装介入的口实。此后，中国在国际外交层面步步被动，乃至被日本描画成不懂国际法、不懂国际相处之道的颟魽国家，成为日本“文明对野蛮”之战宣传策略中那个“野蛮”国家。 甲午战争在国际关系上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时代的国际社会有一个时代的行为准则，除非有足够的能力改变和重新制定这种行为准则，否则任何国家的行事举止，都要遵循着这个时代的行为准则。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但秉持当时西洋列强侵略他国的“盗亦有道”，表面遵守那个时代的国际秩序，反而被侵略一方的中国抵抗外来入侵时，对国际法、国际秩序茫然无知，一次又一次堕入日本设下的国际法陷阱，从道义上正义的一方，成了国际秩序上不讲道理的一方。 此外，通过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陷入被列强分割的惨痛命运。日本凭着侵略战争崛起后，不断将对外侵略扩张作为自己的崛起模式，最后在世界游戏法则已经变易的年代，依旧采用这样的方式，最终也饱尝战败的苦果。历史其实给了中日两国一个鲜明的启示，就是互相搏杀，最终只会两败俱伤，无非是谁输得早一些，谁输得晚一点，这一场战争对于中日两国留下的应该都是伤痕，两国纪念这场战争时，更应去想的是未来该采取怎样的相处之道。 之所以国人忽略陆战，集中注意海战，是因那个时代的中国，只有北洋海军称得上是近代化的军队，所以对这支军队还寄予希望，而对当时屡战屡败的陆军，大家已失去信心，由此便能看到北洋海军自身的价值。—陈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