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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学术空疏，清人崇尚实学。一般以为，顾炎武首开清代实学之端，他振臂一呼，“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对后来学人影响甚大。阮元则以为毛奇龄“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揅经室集·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因而推毛奇龄为清代实学的开山。 实际上，阮元的实学思想，当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质实、实事之学（即“学”的层面），一是实践、实行之学（即“行”的层面）。当然，这两方面表面相对独立，实则相互联系，相辅而行。而阮元所称毛奇龄的“实学”，不是指的“经世之学”（“行”的层面），而是指相对于宋明学术空疏的质实、实事之学（“学”的层面），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阮元“实学”含义的第一个层面。乾嘉诸儒得此一端，推于极致，遂衍为清代朴学（或考据学）大盛之局面。 顾炎武的学术特点是将“经世”与“学术”紧密结合。阮元曾就时人称颂顾炎武经世之学作过这样的评价：“世之推亭林者，以为经济胜于经史……然则徒以经济赞颂者，非笃论也。夫经世之务，必由于学……其《与友人论学书》云：‘……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此观之，先生之经济，皆学术为之。”（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跋阮芸台京师慈善寺西新立顾亭林先生祠堂记》）可见，“行”必以“学”为基础，没有“学”的“行”不实，没有“行”的“学”必空。阮元可谓实得顾炎武治学之宗旨，他在经学研究中，既致力于“质实”“实事”之学，又努力倡导将其付诸实践、实行。 阮元治学“求实”“求是”的精神，或承继于戴震者为多。他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揅经室集·自序》），更多的是反映出皖派的治学特点。但阮元的致用之学，则可能承继于顾炎武者为多。顾炎武治学主张“明道”“救世”。阮元曾称赞顾炎武“精力过人，志趣远大”，其《肇域志》“密行细书，无一笔率略”，凡是谨守科条、章句而不讲经世之学者，“皆未足与此也”（《揅经室集·顾亭林先生肇域志序》）。可见，他是受到顾炎武学风影响的。 阮元虽生于朴学大盛之世，深得乾嘉诸儒为学“务实”之旨，但他早在35岁时就看出“近人考证经史小学之书则愈精，发明圣贤言行之书甚少”的“流派之偏”，因而在学术研究中努力倡导“求实”与“致用”相结合的宗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