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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阮元的经学研究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如他的《性命古训》对“性命”的论述，目的在于倡导“礼治”，并且极力强调礼学的践履意义。再如，他在《释顺》一文中说，《孝经》推孝悌以治天下，就在一“顺”字。先王以至德要道顺天下，所以人民和睦，上下无怨。在《春秋》三传及《国语》中，论及“顺”字之处甚多，均体现的是孔子《孝经》之义。圣人治理天下，并无特别法术，就是顺天下人情而行之。所以，“‘顺’字为圣经最要之字，曷可不标而论之也”（《揅经室集·释顺》）。他还认为，像“孝”一类的“悌”“忠”“信”等，“皆圣贤极中极庸极实之道，亦即天下古今极大极难之道”（《揅经室集·论语一贯说》），充分肯定“孝”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他说：“不孝则不仁，不仁则犯上作乱，无父无君，天下乱，兆民危矣。”（《揅经室集·孝经解》）而“孝”的根本在“忠恕”，“忠恕”又是自天子至于庶人的“实行”“实政”。“孝”的实行具体体现在“养亲”，“孝子之实，养亲是也”（《揅经室集·孟子论仁论》）。这就把经书中的“孝道”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养亲”上，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之。 阮元上述以阐发经学若干重要命题之旨趣为依归的文章，多写成于道光之世。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他的内心蕴藏了较同时代大多数士人更为沉重、切实的忧时济世之感，诸如“一江花月换边愁，顿觉苍茫满客舟”（《揅经室集·春夜江上闻角联句》）、“武林逢岁暮，风雨正凄然”（《揅经室集·武林岁暮》）、“所以海上寇，吾忧在瓯甬”（《揅经室集·守冻》）等充满忧患与济世情怀的诗句在《揅经室诗集》中时时可见。因而，阮元力图以学术为经世之务，同时这种学术之道又进一步强化了他承担历史、社会责任与使命的自觉意识。 龚自珍评阮元学术：“道之本末，毕赅乎经籍；言之然否，但视其躬行。”（张鉴、黄爱平《阮元年谱·阮尚书年谱第一序》）故阮元不仅在经、史、文诸多学术方面成就辉煌，而且在察吏、抚民、武师、治赋、治漕等事功方面成绩显赫。他曾作诗说“古人之砚古之式，用以揅经发守墨。凡事求是必以实，如石坚重效于国”（《揅经室集·宋砚铭》），可见其拳拳“经世”之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