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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认为，经学自汉以后，由于受到释、道二氏的影响，已经走向了虚玄之境，晋、宋、明儒多空言说经，缺乏文献依据。他力倡以“实”说经、以“事”说经，恢复先秦原儒经典古义。如他在考释“性”字古义之后说：“余讲学，不敢似学案立宗旨，惟知言‘性’则溯始《召诰》之‘节性’，迄于《孟子》之‘性善’，不立空谈、不生异说而已。‘性’字之造于周、召之前，从‘心’则包仁、义、礼、智等在内，从‘生’则包味、臭、声、色等在内。是故周、召之时，解‘性’字者朴实不乱，何也？字如此实造，事亦如此实讲。”（《揅经室集·节性斋主人小像跋》）又如，他在《释心》篇中说：“汉刘熙《释名》曰：‘心，纤也。言纤微无物不贯也。’此训最合本义。盖纤细而锐者皆可名曰心，但言心，而其纤锐、纤细之意见矣。”接着，他列举大量文献材料，论证“心”为“纤细而锐之物”义，把虚玄的“心”亦还以“物”、还以“实”。此外，阮元还通过释“仁”、释“一贯”、释“格物”等，充分阐述他的“实学”观。正如他在《孟子论仁论》中所说，“实”就是“实事”，古圣贤讲论学术，没有空言，字字实在，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中的“贯”字，就是“行之于实事”之意，这里的“实”字最为显重，但历代儒者往往忽略了它（见《揅经室集·孟子论仁论》）。 阮元一生讲求实学，后世学者称他说经“质实明白，足以砭老、佛之失，拯陆、王之弊，信乎其为古训也”（王棻《柔桥文钞·读阮文达性命古训》）。道光六年（1826年），他由两广总督调任云贵总督，在答刘彬华、李黼平诸书院山长暨学海堂学博生徒送别诗中有句云：“讲学是非宜实事，读书愚智在虚心。”并郑重告诫其子阮福说，这两句是实学、空学的关键，最为紧要，不讲求实学的人，胸中总是填满先入之见，而不虚心求其是非，这是非常愚蠢的（见张鉴、黄爱平《阮元年谱》道光六年条）。因而，他在经学研究中，以训诂的方式还经典以原儒本义，努力以“事”释经、以“实”说经，一方面具有批判晋、唐以来儒者空言说经、倡导“实事求是”学风的学术意义，另一方面还具有将古圣贤治世之意推及日用的实践意义，将“求实”与“致用”有机结合起来。 阮元一生自30岁任山东学政起，除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因刘凤诰科场舞弊案而被短暂革职外，均一直官居高位。作为清廷要员、封疆大吏，他时时刻刻都关注学术与治道的关系。在日常的经学研究中，他努力将经典中蕴含的古圣贤精言要义挖掘出来，推于世用。他的“稽古”之学，就是为其政事服务的，故其言曰：“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揅经室集·汉读考周礼六卷序》）又说：“学与仕合，济于世用。”（《揅经室集·循吏汪辉祖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