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约瑟是英国生物化学家，经中国科学家朋友影响，学汉字，研究汉学四十余年。抗战期间，领导英中文化科学协会代表团来华工作四年，访古识今，尤致力于中国科学与文明，著成《中国科学技术史》。近读三联书店1987年版的李约瑟《四海之内》，颇觉当下李约瑟的世界观与中国观仍值得推介。 一个设问 李约瑟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设问：为什么在公元八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至十八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 这一设问逼使他进一步探究中国文明的内在机理，他发现近代以来的观察往往是以欧洲为本位的，且总是假定欧洲是成功的，因而欧洲的一切都成了经验，欧洲以外的一切都成了阻碍成功的负面因素。李约瑟则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中国，对比欧洲，发现其中的谬误比比皆是。他说：“由于西欧现代科学技术的勃兴，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控制自然的力量，从而使美洲人和欧洲人产生了一种似乎不自觉的统治心理。随着殖民主义扩张时期的兼并侵略、军事征服以及‘远征讨伐’的胜利，这种统治心理就更加根深蒂固了。” 辉煌的历史 李约瑟认为，事实上中国科学技术确实是有辉煌历史的。8世纪中国就有木版印刷，活字版是毕昇于1060年发明的，现在全世界天文学界普遍使用的星位坐标系是中国人创制的（第11页），现在给全世界带来燃料和石油的深井钻探技术是中国工程师发明的，现在用于航海的指南针和船尾骨舵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墨家确定了认识一般真理的必要条件较希腊人更早，孔子时亦已提出了正名的论点。当马戛尔尼来中国贺乾隆皇帝寿辰时，乾隆帝的“天朝无所不有”一定程度上也不是全无凭据的虚妄之言。 中国人提出“学而优则仕”较欧洲人早近2000年。李约瑟认识到欧洲官僚体系运作中缺乏“仁爱”精神——自愿地以同情和体谅的态度对待普通老百姓，并保证一切资材都用于这一目标而没有任何浪费……这本是世界的和平希望所系，因此李约瑟呼吁未来的官吏们能够像唐代或宋代的贤良县丞那样以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来治理政事（第17页）。假如把近代的亚洲与欧洲放在一起看，欧洲人与亚洲人互有“闭关自守”的一面，欧洲人和他们指责的对象亚洲人一样，在充满“优越感”中指责对方为“闭关自守”，其实他们并没有谦恭地客观地去了解亚洲，在文学艺术等等领域都是如此。他们在要求亚洲人学习拉丁语言时，却从没有把亚洲人的语言当一回事，更无从真正了解亚洲的文化与文明。 李约瑟迈出了学汉语、认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步子，体现出了超越本位文明的境界，这一步使他摆脱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澄清了近代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之说。 李约瑟总结中国传统社会属于非竞争性的社会，有一批非世袭的知识分子，他们执行社会管理其实一定程度上与现代理念相契合，儒家倡导的大同理念甚至与共产主义的社会伦理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互衔接性。 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因为最优秀的人才都进入了行政官吏系统，成功地抑制商人，使他们不能上升掌握国家权力，它成功地限制商会只在福利互助方面发挥作用；它成功地扼杀了资本积累的萌芽，成功地对矿业课以重税使它不能生存，它成功地对航海事业和对外贸易施加压力，彻底摧毁，这样的做法即使在16世纪葡萄牙商人和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到来仍没有改变，直到19世纪中后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办起了官商合营的兵工厂和制造厂，从外国请来了工程师，这些企业当然不具备西方企业公司长期积累的经营管理的经验，无法与西方企业竞争，因此，在大半个世纪中，中国政府和官僚们觉得最好还是做出让步，让那些熟悉业务的外国人去办，其结果就严重地遏制了中国人自营企业的发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暂时放松了在中国的营利活动，中国资本家自营的企业才得到一个发展的机会，这些新兴的自营企业家人数是极少的，不能称之为一个阶级，他们过去大多以买办的身份与外国厂商有联系，因此他们能够将现代的金融管理方法应用于中国企业，但是，即便如此，他们所占有的领域还是极少的，没有超出轻工业的范畴，而大部分的工矿企业、重工业和铁路运输企业仍然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