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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的观察 李约瑟发现对于中国政府可以用“回扣式·水利工程的亚洲官僚政治”来概括，这个社会“尚文而不尚武”（第32页），且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世俗价值观，在中国社会，“统治者与人民形成有机的结合”（第33页），即“君民统一”（第34页）、“一贯重视大规模的公共建设的传统”（第35页）、“国有化的传统”（第36页），譬如将盐铁生产收归国有而由政府派官员去管理，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铸铁局进行冶炼和铁器制造。 中国向有“士农工商”的四民观，但“商士工农”的实情经常出现，乃至有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动，不过，农工士商的排列在二十世纪中期被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固定了下来。 中国人对农田抱有特殊的感情，对劳动特别尊重，“中国人的精神一向反对无原则的权谋，不正直的行为和奢靡的生活，争夺和攫取的行为是品德高尚的人（君子）所不屑做的。”（第45页） 中国的文官们都是坚持传统的教义的，“文官体系中知识分子特别是在京师的知识分子，往往形成了广泛和明确的舆论势力，而他们一般也能反映广大的平民百姓的意见。”（第45-46页） 李约瑟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团结力量来自于家庭、商会、农社和秘密帮会。（第46页）团结给每个人的生活提供了稳定的保护和帮助。因此，中国“人民有权利和义务反抗不符合儒教精神的君主”，这比欧洲的宗教改革者提出类似的论点还要早将近二千年。中国人“敢说、敢想、敢做”。（第56页） 在中国，儒家的道德观持久而弥新，儒家认为社会上每一个成员和其他成员之间有一种特定的功能上的关系，“儒家学说总是强调义务而不是权利”（第57页），道家“一贯居住在山林寺观之中，拒绝和官僚封建社会合作。”（第58页） 墨翟、西门豹、鲁班既是工程师，又是人道主义者，孔子、孟子、荀子则是儒家的代表，他们坚持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理”与“气”的概念往往与“内容与形式”相类似。 中国人历来不乏法典的编纂，但“在中国人思想上，‘公正’的观念比‘成文法’的观念要重要得多。”（第77页） 说到中国的科学，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比欧洲的科学技术要进步得多，但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学就开始占领先地位了。李约瑟认为：文艺复兴后欧洲产生的并不是“欧洲的科学”，而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现代科学，“近二三百年来由于西方人在军事上取得统治地位，轻而易举地慑服了其他的文化，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 之所以出现西方现代科学，而在中国却没有，“商人的利益”、“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都很重大。”中国的赤道仪装置和机械钟发明使中国人“没有时间观念”的说法不攻自破，“科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因此，“科学并不是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慷慨恩赐。” 李约瑟的分析是在其深刻认识中国科技史而做出的公允判断，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科技之所以没有向前推进，是因为许多中国人意识到：科技一旦背离了伦理的轨道，它就可能对人类的创造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今天，我们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优良文化传统却远未很好地被传承与发扬。人们越加清晰地认识到充满对立、排他思维的西方文明已经遭遇前行的瓶颈，唯有兼容并包的中国文化能提供世界和谐的理论基石，坚持“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将是我们不断自强、走向民族振兴的重要前提。李约瑟的认识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今天读来，仍觉得入木三分，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