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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中见新知——略谈地方司法档案与法史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中华读书报》 孙家红 参加讨论

    进而,我们会问:作为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如何体现和发挥这些司法档案的价值?更进一步说:在具体学术研究中,某一地区的司法档案与其他地区的司法档案之间的差异或共性,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地方司法档案和中央司法档案的关系,又该如何贯通?我们利用地方司法档案,最终是要达到什么目的?或要实现一种什么样的学术价值?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在利用档案做研究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
    近年通过阅读发现,利用地方司法档案所做的研究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有的人利用地方司法档案进行研究,所得出的认识或结论,其实早已属于常识或在学界颇具共识,只是利用司法档案重新证明一次而已;或者,通过研究司法档案获得的认识、观点或结论,我们通过其他历史文献同样也可以获得。——这样的档案研究,价值不大,其实不要也罢,因为常识永远只是常识。如果我们需要不断对常识进行论证,只能说明我们智力上存有严重缺陷。第二,地方司法档案往往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或一定的时间性,通过司法档案来揭示某一地区、某一时期特殊的法史现象,有其独特学术价值。比如一种特殊形式的契约,只属于一个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那个地方有,或只在某个时期存在,这也算是一种价值。但它在整个法律史或法学上的意义究竟有多大?我个人还是持保留态度的。第三,利用地方司法档案,研究发现一些有专业深度的法史问题,尤其是具有法学专业水准的法史问题。我觉得这对于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仍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下面,对于地方司法档案的整理、利用,我想谈几点自己的看法。首先,关于地方司法档案的整理,我觉得至少应该做到两点:第一,体现整理者的附加价值。换句话说,就是要由适当的人作适当的事。长久以来,中国古代在中央和地方档案管理方面自成体系。清朝在档案管理方面的成绩尤为显著,据说“档案”一词就来源于满语的“dangce”(又译作“档册”)。但是,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变迁、知识转型,新式的档案管理体系与古代迥然有别。因此,在档案整理出版过程是保持或恢复古代档案分类管理之原貌,还是纯以现代学科知识体系进行分类整理?在古今之间,似乎很难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以往台湾淡新档案的整理出版,便是采用行政、民事和刑事的分类格局,颇引起一些学者非议,认为不仅打乱了原来吏、户、礼、兵、刑、工的“六科”(或六房)格局,更使一些原本集中的案件材料分散于各编之中。相比之下,据整理者介绍,龙泉档案的保存情况原本很不理想,不仅有所散佚,更拜“文革”所赐,使档案管理更形混乱。在无法回复档案原貌的情况下,以案件为中心进行归类整理,绝对是一个好办法;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惟一可取的办法。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现在这样一个档案选编整理、编辑出版的宏大团队,一定可以使原始档案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以便学界同仁后期利用。——这种专业的素养、敬业的精神,这种救偏补弊的工作,也就是档案整理附加价值之所在!第二,希望档案整理出版,能以资源共享为依归。原本“藏在深闺人不识”的档案被整理出版,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公益活动;但是,这些出版品(尤其影印版)往往价格不菲,难以为个人购买使用,因此对学者的研究利用造成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根据国外一些档案研究的经验看,在档案选编整理出版之后,再进一步,似乎可以建立一个永久的学术资源共享平台,使任何一名研究者或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由访问、阅读,乃至下载复制。学术本为天下之公器,地方司法档案作为一种学术资源,最终应该为大家所共享。希望这批档案的整理者和管理者能够就此方面做些努力。
    其次,关于地方司法档案的研究利用,虽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是,以下三点是应该注意的。第一,地方司法档案之研究利用,必要以全国或整体的法律、社会、政治体系为背景,否则极易沦为单纯的地方性经验或知识,极易呈现知识的“碎片化”。虽然地方司法档案所承载的地方性经验和知识,固不可否认其价值,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地方性经验和知识究属局限。第二,对于地方司法档案的研究利用,应该在史学考辨等基本方法外,提倡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专业知识的引入,以便使档案资料能够全方位地发挥其学术和社会价值,使研究更趋深入。第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ZemonDavis)在《历史档案中的虚构——十六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叙述者》(台湾麦田出版公司,2001年)一书中所提醒的那样,地方司法档案作为一种原始史料,固然有很多真实的历史信息被记录下来,但在这些档案的形成过程中,难免有一些不够真实但十分隐晦的因素存在。所以,在利用地方司法档案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谨慎的警觉和合理的怀疑,是任何一位合格的学术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否则,很容易陷入古人为我们编织的“档案陷阱”而不自知,所得出来的观点或结论又能值几何呢?
    总之,面对数量庞大、品类繁多、历时悠久的地方司法档案宝库,我们如何才能从这些故纸堆中发现新知、传播真知,需要我们不断地尝试和努力。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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