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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多疾，半载未曾读书。近日稍好，重读《瞿秋白文集》中上世纪二十年代作者所写中国革命理论中有关工人的一些论著，参读已故陈旭麓先生，以及时下学人王奇生、王学泰、郭绪印、周建超、沈寂的著作，受益甚多。 瞿秋白高度评价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革命性，说他们的斗争一开始便是革命的政治斗争，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元核”、“主干”、“骨干”、“原动力”、“先锋”和“主力军”。在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应与农民联盟，参加和领导革命政权，建立和领导革命武装，要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并经过自己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达致这一目标。实则，领袖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此中道理明白通透，过去讲得不少，这里不多说。 瞿秋白也关注中国工人的弱点。1921年1月到达莫斯科前夕，还不是政治家的他，以知识分子的眼光，撰写《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就说到唐山矿工“没有文化，完全没有精神需求”。劳动之余“找不到正当的娱乐，就把休息时间用来满足他们的低级趣味。大城市里，工人在业余时间玩牌、赌博或者进妓院。一旦失业，就去偷盗、行乞和抢劫”。文中提到工人组织“同乡会”与“帮会”（《瞿秋白文集》政治编第一卷第172、173页）。1929年12月，瞿秋白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还有不少的私有观念，地方主义、帮口的习气”（同上书，第六卷，第794页）。这样清醒的观察，可谓切中实际，抓住了当年部分工人的某些中国“特色”。 中国传统的地缘、业缘和帮会秘密结社组织，是现代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大障碍。以上海为例，其帮口多呈地域性，如江南帮与江北帮，具体化则有宁绍帮、福建帮、山东帮、安徽帮等。帮口首领，就是工头。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书说，由工头招来同乡或亲友进厂当工人，工人信任并依附工头。共产党透过帮口才能把触角伸向工人，通过帮口介绍才能吸收工人入党或发动工潮。工头权威由此强化，工人唯工头是听。工头利用共产党和工会赋予的身份，由帮口首领一变而为“工人领袖”或中共支部书记。工头往往利用这种身份，控制和压迫工人，并在中共工会与工人群众之间上下其手。一面挟中共工会之威以号令工人，一面借工人之势胁迫中共工会。五卅反帝运动获胜，端赖两大支撑：一是民族主义反帝爱国的精神基础；二是三百万大洋巨额捐款的物质基础（陈按：其中9/10由资产阶级提供）。后者，使一般工人养成“罢工要发救济费”念想，也使工头养成从中“揩油”恶习。1926年8、9月间上海小沙渡日厂工潮，便是中共组织遭工头拥众胁迫所致，工潮自始至终由“工人领袖”操控，其目的也是从中“揩油”渔利。中共在利用帮口的同时，反被帮口利用（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149页，154-15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