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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北在1945至1949年的国共内战及最后中共胜利中发生的关键作用，当事双方早有所论，学界也有基本的共识，植基于此之研究亦不少。不过，目前研究关注战后东北政治、外交大局者居多，个案研究，尤其是有关国共在东北军事争夺的研究，仍嫌不足。四平，这个在国共之间发生过四次攻防战，而且其中二次战斗堪称空前惨烈的城市，似乎也未获得研究者更多的青睐，反显得有些寂寥。有关四平之战的研究，甚至都曾是令海峡两岸研究者有点尴尬的主题。究其因，在中共方面，虽然这是毛泽东的决策，但在当时却是败仗，而且是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屈指可数的重大失利之一，再加上战役实际指挥者林彪的“负面”形象及当时复杂纠葛的种种情势，使得有关研究实在是难以下笔。在国民党方面，虽然当时打了胜仗，可是四平之战后，在马歇尔干预下的东北停火，却被认为是导致国民党在东北乃至全国最后失败的关键因素，那么蒋介石对此究应负何种责任及其得失便也不宜深论。故此，专论四平之战的著作由美国学者谭纳德（Harold M. Tanner）写成，倒也颇有寓意。 《东北之战和中国命运：1946年的四平》一书共计八章：一、1946年的四平：决定性战役或失去的机会？；二、东北棋盘，1945年8至9月；三、共产党撤退，1945年10至12月；四、马歇尔使命，1945年12月至1946年3月；五、第二次四平战役，第一阶段——从外部防御到僵局，1946年3至4月；六、第二次四平战役，第二阶段——从防守到退却，1946年4至5月；七、追逐与停火，1946年5至6月；八、过去与未来的视见。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谭纳德的著作征引了大量有关四平之战的史料，包括档案史料和地方报纸，如“国史馆”与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的档案、《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总统事略稿本》等，以及中共出版的《东北日报》、《牡丹江日报》和国民党出版的沈阳《前进报》、《新报》等；有些史料在过往研究中运用较少，可见作者在史料方面用功之勤。有意思的是，作者征引的中文史料，大陆方面以各种编辑出版的史料集为主，反映出档案的开放仍有可议之处；台湾方面则以档案馆馆藏史料为主，反映出史料的编辑出版仍待加强。由一本英文著作而反映出的中文史料运用差异及其各自优长，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两岸学术研究所面对的不同环境。惟在史料运用方面，谭著的明显不足是几乎未使用俄文一手史料，苏联对于东北国共之争具有重要的影响，缺乏俄文史料，这方面的研究深度不免受限。其实这弱点也不仅见于谭著，海峡两岸的相关研究运用俄文史料的比例也不高，这方面或可寄望于未来的青年学者。 更值得注意的是，谭著不仅征引了大量中文史料，而且引用的中文论著数量也超过了英文论著，这或是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出现的一新趋向，即不仅将中文史料作为基础史料来运用，而且将中文论著提出的看法以一家之言来看待。实话实说，过往的美国学术研究在美国的优势实力地位支撑下，常有居高临下之态，对待其他国家学者尤其是非英语论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作为资料而非研究来看待，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或全球化，往往也就因势乘便成了美国化。近年来中国大陆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因素”已然成为各行各业都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中文论著因此更加得到美国学者的重视，不仅反映出学术研究的一般发展趋势，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其实也难免受到一些非学术因素的作用。不过，大陆学者邓野在《民国的政治逻辑》和《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等论著中有关东北问题的论述，有其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例如，他认为四平决战是国共双方通过局部性的军事决战方式，而体现全局性的政治决战意图；谭著中未见引用，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