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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东北之战和中国命运:1946年的四平》(2)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汪朝光 参加讨论

    四平战役能够吸引研究者的最大魅力,在于其具有对于国共东北争夺的“决定性”意义。一如美国学术研究的常见范式,谭著开宗明义,点出关于“决定性战役”的迷思。什么是决定性战役?我们如何估量及如何认知其决定性?进而可追问,真有所谓“决定性战役”吗?作者进一步论述,如果存在所谓的“决定性战役”,则又牵涉到历史中的“假设”问题:是否能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利未来。虽然这样的论述方式迎合大众流行品味,也为一般业余读者所喜好,但对于专业史家而言却有些困扰;因为历史并非如此简单明了,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谁作出什么决定,为什么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他们可能作出什么不一样的决定等等,都需要职业史家还原历史的现场,结合历史的演进背景,进行缜密而细致的考察。作者自承,希望以平衡的研究立场,从政治、军事、历史的更广阔空间,回答历史“为什么”如此的问题。(第1章)
    如同书名所言,本书中心问题是战后东北的国共争夺与中国的命运走向,而以四平战役为其讨论的中心,尤其是1946年的第二次四平之战,最具全面性意义,也是其关注的重点。不过,四平战役的意义,对于国共双方而言,究其实仍有不小的区别。对国民党而言,拿下四平固然意味着打开进军北满,乃至控制全东北的大门;但是,国民党是执政党,需要面对许多全局性的问题。比如,是先控制关内(尤其是华北)还是先控制东北?如果是先控制东北,在军事击败中共之外,是否还有外交接收的可能?因此,拿下四平只是诸多选项之一,未必需要全力以赴。对于中共而言,夺取东北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关键手笔,所以,坚守四平以利争夺东北,并有利于和国民党争夺全国,更为中共所看重,为毛泽东所坚持。尽管对中共而言,过去适应的是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方式,坚守并防御城市对其是新的挑战。而且,此前中共在山海关防御作战失利的教训,已经表明中共部队当时还没有防守要点的作战经验;但是,政治决定军事,毛泽东更重视坚守四平的战略和政治意义,所以,这更是毛所冀望的“决定性战役”。(第1、2章)
    历史进程往往取决于对立双方的互动。蒋介石对于四平之战可能起初并不那么重视,但是中共的坚守,却刺激了蒋拿下四平的决心。而拿下四平之后,貌似可以势如破竹的向北进军,又由于马歇尔的干涉而中途停止。因此,四平之战的意义此后便被蒋解读为是“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的决战,惜因马歇尔的干涉,导致此“决定性战役”反转成了“失去的机会”。耐人寻味的是,当时将四平之战视为“决定性战役”的毛泽东,之后并未对此发表更多言论,其看法也没有在大陆学界得到应有的呼应;而蒋介石对四平之战的事后评论,有些强作解人之意味,但在台湾学界却曾得到不少的回响。历史事实与历史评价之间的关系实在难以一概而论。如谭著所论,那些认为马歇尔逼迫蒋介石下停火令而浪掷了收复全东北机会的论点,实际是落在假设上。为了论证这假设,便需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在中共方面,林彪失败的程度是多少?中共有多少伤亡?他们是否能够承受国民党的继续进攻?在国民党方面,杜聿明的追击是否有其他路径?即便有,国民党真能够完全打败共产党并占领全东北?为什么蒋介石同意停火?马歇尔、苏联和关内外形势在什么方式上影响蒋的停火决定?对于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回答,蒋介石在不同时期的说法也不完全一样。学者能做的只是小心检视所有的数据,并尝试对其进行统合性研究。(第7章)
    谭著的篇幅并不长,对四平战役的论述,更多是集中在中共方面;如果从前述四平战役于国共的不同意义而言,如此的偏重是可以理解的。中共对于四平战役的指挥、组织和领导,除了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在重庆的周恩来之外,主要集中于东北的军事领导人林彪和政治领导人彭真。在分析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四平战役中作用的同时,谭著也用了一定篇幅讨论林彪和彭真的作用,尤其是他们的分歧。
    林彪和彭真在中共争夺东北包括四平之战中的作用,在中国大陆是个有争议且不无敏感的问题,而且因为过去反复的政治斗争,往往又夸大了这样的争议和敏感。平心而论,林彪和彭真各有各的历史背景和革命经验,在中共争夺东北的过程中各有各的贡献,他们之间的矛盾分歧也未必是根本性的,或许只是来自于他们所处的不同地位和面对的不同问题而已。作为东北局的领导,彭真需要面对政治、组织、城市、农村等各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如何与东北苏军当局打交道,决策牵扯较多,较易引起争议。而作为军队的领导,林彪首先需要确保打胜仗,目标单一,处事也难免直言尽意。毛泽东对他们其实并无特定的偏向,端视如何确保中共控制东北为至高目标,故既不乏支持彭也不乏支持林的言论。谭著认为,关于彭真和林彪的关系,因为没有第一手的档案数据,甚至没有比较客观的第二手记载,六十多年之后,想要准确地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是非常困难的。对此谭著采平实之论,认为彭真尽力做到了最好,尤其是建立了地方政府和党的组织,他对城市的关注,也与中共中央的战略变动有关;林彪则具军事素养,在军事行动较政治斗争更重要的东北战场,不满意军事从属政治的地位;而彭、林的分歧也与当时东北中共组织的调处不力有关。(第3、4、5章)笔者基本认同谭著的分析,但也对其未能在这问题上进一步发掘史料,并作透彻评论分析而稍感遗憾。
    谭著对于国民党的决策论述似有欠缺。例如,书中对于负责战后东北接收的领导机关东北行营及其主任熊式辉的论述就不多,远不及对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论述,甚至对于蒋介石撤出东北行营的决策措施也未有适当论述;而实际上,熊式辉在东北国共之争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影响,不能说较其下属杜聿明更高,但也不至于比杜更低吧!而蒋撤出东北行营的决定,对于苏联和中共在东北之所为还是产生一定影响的。进而言之,国共双方从统帅部到东北当地所部,即蒋介石——熊式辉——杜聿明和毛泽东——彭真——林彪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同有异,如果能够深入论述,或是可以出彩揭秘之处,惜也未在这方面多所著墨。
    就谭著的具体内容而言,比较周全的是对中共在东北作为的叙述和分析。如论及苏联军队进入东北时,带着中共抗联人员组成的先遣队的作用;中共部队占领山海关是出自指挥官的主动性,此乃国民党方面所欠缺;中共在东北不断根据情况变化而迅速调整战略;凡此种种历史所证实者,都体现了竞争棋局中下好先手的重要性。(第2章)谭著还注意到国共军事争夺的许多细节,如法库秀水河子和盘山沙岭战斗(第4章);再如,四平之战双方攻防部署及其详细战斗经过(第5、6章);又如,中共方面的四平卫戍司令员马仁兴的作用(第5章),这是大陆相关著作中也很少提及的人物。作者还利用在四平实地的口述访问纪录,叙述了一般民众对于四平之战的感受。(第5章)
    回到谭著起始的问题,国共争夺中的东北和四平的“决定性”意义究竟何在?谭著认为,历史学家是善变的评判者,他们的意见经常深受其所处时代和地域的政治环境影响。就四平战役而言,既是蒋介石失去的机会,同时也是毛泽东得到的机会;对于国共双方而言,既是战略转折点,也不无战略失误。总而言之,对于四平之战的不同表述,留下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不仅立基于在四平发生的事实,而且立基于因为那时那地发生的结果,而在后来造成的不同语境中。我们可以“假设”:四平之战国民党获胜后不因停火而乘胜追击,便可得到“决定性胜利”;但是,历史不是实验科学,我们同样可以对这些“假设”提出合理的质疑,从而推翻其可能性。惟一可知的是,如果想以史为鉴,首先要做的是理解过去实际发生了什么事。(第8章)
    依笔者之见,关于国共东北之争尤其是四平之战,谭著是一简明、平实、客观和成功之作,也相当具有可读性,既适合学者研究参考,也适合一般人阅读。至于谭著的看法是否合乎历史的真相,是否可以为学界和业余读者所认同,就在于各自的判断了。
        (原题:评谭纳德著《东北之战和中国命运:1946年的四平》)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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