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讼师在中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职业，指的是民间帮人打官司的人。因为封建统治者一直秉承以德治国和以“和”为贵的统治理念，而讼师又经常武断乡曲、挑唆生事，所以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打击。到了晚清法制转型的过程中，讼师这一职业才呈现出新的面貌。 一 讼师之业由来已久，春秋时期的邓析被认为是讼师之祖。然自始至终，讼师一直游走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在明清时代更是被官府严厉打压。官员到任伊始，每每贴出告示，警告讼师勿要生事，甚至要其远走高飞。一旦抓获，很可能处以法外加重的“光棍例”（专门惩治地痞流氓、无皮无脸之人）。打压讼师的行为与儒家传统的礼治思想有关。做过鲁国司寇的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其最终目标是希望做到民众都不打官司，似有营造和谐社会之意。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向全国公布成文法。晋国大夫叔向批评说，此举使民“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可见儒者并不主张以法律解决争端。然而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部族间不成文的“礼”让位于公布在外、确定无疑的“法”，已是无可移易的趋势。不过，统治者依然相信，即便做不到“无讼”，至少也要“息讼”。民如赤子，官员如父母，矛盾本来容易解决，为何还会出现与日俱增的案件和渐趋复杂的案情呢？官府认为，这全是因为奸狡的讼师在背后挑唆纯朴的百姓，给国家治理带来麻烦。此种见解并非毫无道理，比如即便是现在的香港，法律也严禁律师“包揽诉讼”，其目的正是为了防止诉讼的泛滥和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民间舆论的普遍心态也与官方接近。广东民间俗语有“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之说，可见“厌讼”实为最常见的社会心态。但吊诡的是，由于明清以后人口暴增所引起的资源紧缺与激烈竞争，诉讼案件的数量却是与日俱增，审断案件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务。乾隆年间名幕汪辉祖在偏僻的湖南宁远任知县，每年尚且要接收一万多张诉状，更勿论经济发达地区。明清时代民众跟法律的接触，可能要比我们原来的想象密切得多，案件诉讼存在着官方“表达”与社会“实践”的偏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