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在晚清最后十年（1902－1911），随着清廷的政治改革，西法不断引进。西法的律师（lawyer）社会地位颇高，中国的讼师与之性质相近，因此也获得了翻身正名的机会。但同时也是由于讼师的负面形象，时人对于引进律师制度，从刚开始便抱有相当矛盾的心态。1906年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向朝廷提倡时，认为“盖人因讼对簿公庭，惶愫之下，言语每多失措，故用律师代理一切质问、对诘、复问各事宜”（《清末法制变革史料》）。依此，律师可以站上公堂辩论法理，官员审断的依据也只能是法，而不再是各方面平衡的考虑，故其审讯的逻辑实际与中国传统大不相同。 各省督抚在议复时，对律师制的推行多有怀疑之声。湖广总督张之洞奏称：“遽准律师为人辩案，恐律师品格尚未养成，讼师奸谋适得尝试。”（《张之洞全集》）四川总督锡良也说：“欲求律师，则学堂之造就固属需时矣。即向有精通法律者，在川省各州、县，半系痞棍讼师，藉此教唆渔利，倘以此辈滥竽，遗害小民岂浅？”（《锡良遗稿》）两说颇有代表性，他们其实并不反对律师制，反而认为西方律师养成于学校，由国家选拔，以学问、资历为标准，必为公正守法之人；可怕的是讼师会从中浑水摸鱼，利用新制度的初创而转身成为律师。 虽然存在阻力，律师还是在通商口岸首先落地。根据鸦片战争以来的条约体系，口岸的外国人拥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管束，每当涉及到华洋交涉案件，必会聘请律师，华人自然也须同等对待，否则将陷于劣势。特别在租界地域，无论华洋讼案，律师都成为必不可少的诉讼要角。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与章太炎、邹容在上海租界诉讼《苏报》案，双方都聘请外国律师以为己助。晚清名士孙宝瑄在日记中写道：“清政府延讼师，章亦延讼师，两造对质。无论胜负如何，本朝数百年幽隐不可告人事，必被章宣播无遗。”（《忘山庐日记》）讼师已等同于律师，俨然成为伸张正义的化身，使得清政府颜面尽失。1904年11月29日，上海《时报》社论总结，假如没有律师到堂辩护，“民与民讼，则黠者常胜，讷者常败；民与官讼，则官得伸者什常八九，而民得直者什不得一焉”。为了伸张法权，维护国体，保护民众的法律权益，内地亦应仿行律师，逐渐成为朝野各方的共识。 为了与传统的讼师做出区分，当时在学校教育、国家考试和道德水准等方面，均对律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1906年《民事刑事诉讼法草案》规定，律师必须为法律学堂毕业，并获得文凭，且通过省级考试核验者；同时必须有相识的“殷实人二名立誓，具保该律师品行端正，人品相符”，方能获得执业资格。按此要求，在晚清法制匆忙转型的时期，如何能培养出大批的合格律师呢？可以想见，那些确实懂得西法的合格专业人才，肯定选择在地位更高的行政系统或审判厅（法院）任职，而不愿从事与讼师性质类似的律师职业。 讼师能否就可以顺利转型为律师呢？恐怕有一定难度。毕竟1906年后清廷应用的法律渐趋西法，熟悉传统律法的讼师年纪较大，更不知西法，很难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大多数的律师只能由批量生产的本土法政学校毕业生充任，表现庸碌。从讼师到律师的转型就是在这样不断的调适中缓慢实现，反映出近代中国传统与现代的藕断丝连。 作者简介：李欣荣，1979年生，广东清远人。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清末法律史和史学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