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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帕斯卡尔曾经说过，思想形成人的伟大。我想说的是，思想也形成民族的伟大。在思想中，哲学和形而上学是其中深奥的部分，它们深深地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民族的命运，难怪黑格尔会这样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有人说，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也有人说，中国只有哲学，没有形而上学。这些说法都是似是而非之言。一点都不夸张地讲，中国不仅有思想，也有哲学；不仅有哲学，也有形而上学。早在中国“轴心时代”的百家子学中，思想、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伟大时代就被开创。传世的那个时代的子学经典，与新出土的简帛文献中的思想和哲学文本，相互辉映，共同见证了这一传统的古老，也见证了它的多样性。 以宇宙观、形而上学为例，新出土文献不仅证实了道家是它的主要创建者，而且也证实了它有着多样性的形态。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殷周时期人们对宇宙和万物的解释主要是宗教性的。在从“三代”大传统到东周新世界观的突破中，有两个思想范式的转变具有革命性，一个是从“三代”宗教到儒家的人文主义的兴起；另一个是从“三代”宗教到道家的自然主义的兴起。不同于古希腊的“哲学突破”先是从“自然哲学”开始，然后再转到人类的自我意识上，中国的这两种突破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并且是在思想的多元竞争中展开的。 相对来说，对儒家人文主义的兴起人们没有大的疑问，但对于道家自然主义这一革命性转变的开端则疑问重重。这主要是由于道家早期文献不足且又被过度怀疑造成的。如海内外一些学者把《老子》这部书看成是《庄子》之后甚至是秦汉时期的产物，认为古代中国的宇宙生成论出现得很晚，甚至到了汉代的《淮南子》才有了它的典型形态。现在看来，这更是一种不实之论。战国（中期前后-墓葬年代）简《老子》（我推测是“部分陪葬本”）的发现，不仅证实了这一经典的早出，也证实了它早已创立了形而上学的最高符号“道”。如其中就有非常重要的第25章：“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寥，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焉，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三代”大传统的超自然之“帝”和“天”被老子设立的形而上学之“道”所取代。 从新出土的帛书《道原》（属于《黄帝四经》）、郭店简《太一生水》、上博简《恒先》和《凡物流形》等千古佚文可知，在诸子学中，道家学派对宇宙和万物的起源、根源、根本更有兴趣和好奇心，他们是宇宙这部“天书”的最热心的窥视者，因此，他们就成为中国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的最初奠定者。他们对宇宙生成提出的解释，对宇宙和万物秩序给予的说明，都是立足于本根性的“道”和“一”。结合传世文献，《庄子》一书发展了老子的“道”观念，特别是它还提出了“气化”的自然观。《管子》“四篇”对“道”和“德”的解释、《韩非子·解老》把“道”和“理”结合起来等，同样也发展了道家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