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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兴已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再设想如果洪承畴忠于明朝，明朝是否就可长保不亡，这未尝不是无意义的空想。除了寄托某种情怀之外，对理解历史本身无实质裨益。而洪承畴在清朝的历史，正如他在明朝的历史一样，也是可说可感可叹，并且是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是要谈“开清第一功”，就不能撇开洪承畴作为“灭明第一人”的角色参照体系。洪承畴的后半生，准确地说，就是一段扶清灭明的历史，这也是他“本来面目”的一个方面。至于后世的读者、看客，愿意站在什么立场，那是个人自由和意愿的选择，无需多论。但历史的原则是需要公平，需要参照——即使是以一个“他者”的立场，也要周知、关照到历史事实的方方面面。 不管从哪个话题出发，都要理解、尊重历史情境。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是不能不贯彻的原则和精神。比如有关300多年前洪承畴为何要降清的话题，历史记载既多又乱，可见这是一个能够引发历代大众兴趣的话题。虽不能起洪承畴于地下，但可以肯定的基本事实是：绝食求死曾是洪承畴在被俘的最初几天里一鼓作气干过的事，但没有坚持多久。所以百余年后，乾隆皇帝判断洪承畴是“悻生畏死”也不是无中生有。想必，即使不是清朝的皇帝，而是洪承畴的发小或家人这么说，恐怕他也没有什么反驳的余地。如果照顾到最易化解国家、民族、道德、文化等宏大叙事体系的私密亲情，承认人性的弱点，夹起尾巴低调做个两截人，不比将洪承畴塑造为顺应历史潮流、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等画虎类狗的形象更加明智？比洪承畴更早被俘的明朝督阵监军兵备道、太仆寺少卿张春，为促成明朝与后金乃至清朝的和议，以“难夫”身份“流离殊域”十年整，坚不剃头，居古庙，服故衣冠，“苦留讲和”不失臣节而死，也不放弃忠明立场，终于成全了素志。只要在洪承畴面前存在着死不低头的张春、黄道周等人，存在着“矢死崇祯人”的傅山、顾炎武等人，要想将其纳入促进“统一中国”的历史功臣行列，塑造成一个对“中华民族的团结”有贡献的正面人物，就存在无法克服的历史和逻辑困难，哪怕是将历史再多颠倒几遍也不行。这就是宏大叙事在历史情境面前遭遇到的无情困境。 1642年的国家叫明朝，1642年的国家也可以叫清朝。明朝本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再让清朝来统一一次，这体现出了什么历史发展趋势？在洪承畴降清以后的100多年里，清朝确实是开疆拓土，奠定了比明朝更广阔的疆域，但这种情形可是在洪承畴投降之初就能看得出来并能作出的正确抉择？在洪承畴降清后的10年、20年、30年乃至40年里，上从大清皇帝下至三四朝老臣仍看不出“历史发展方向”的例子比比皆是，洪承畴难不成是一个有千里眼技能的历史先知？何况清朝除了开疆拓土的超越之外，帝王专制主义的弊病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超越。在西方资本主义凯歌行进于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开展之时，清朝士大夫则被彻底打断了脊梁，只能趴在地上跪呼万岁，民族的创造力和活力被遏制在万马齐喑的局面中。一个屈辱痛楚的近代正在不远处的将来等待它的蹒跚入彀，这不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吗？当时的洪承畴，除了在降清做“贰臣”或求死做烈士的选择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或是更佳、最佳的选择，这样的话题或许还会更有意思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