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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5日，由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党史暨国史研究的新视角与新进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南京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省社科院、安徽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的3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 一 与会学者报告了各自近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计划，其研究选题较为广泛，涵扩了从民主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从高层决策到社会变迁等诸多课题。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左翼文化问题。1927年至1937年左翼文化在上海的兴起和传播，是现代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中的重要课题。有学者认为史学界对此的研究远远不够。以唯物辩证法和社会科学为主题的思想资源大量引入和传播，书刊类评论和报刊读者信箱的有意引导，社会问题著作的广泛兴盛和由此引发的广泛讨论，以及当局对左翼书刊和报纸的查禁和反弹，都孕育和刺激了左翼文化的产生，而左翼文化的强劲传播则为青年人在心态和行动上转向激进准备了思想资源和价值信念。有学者借助统计的方法，对1920年至1937年的151位上海中共出版人的年龄、性别、来源地、受教育程度以及从事红色传播活动做了分析，论述了早期红色出版的历史图景和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 （二）地方史研究持续热络。近年来，地方史研究成为党史与国史研究的新方向，研究理念也相应从宏观研究转向微观个案研究。有研究者透过对河北省1953年粮食统购工作的描述，纵向考察这一制度建构过程中不同层级政府的决策和调适。有学者以解放战争初期的胶东解放区为重点，研究中共的粮食征发政策与农民负担情况，反映出从抗战到内战的转变过程中对农村资源汲取所面临的困境。还有学者以上海为个案，讨论了地方贯彻执行中央人口、户籍政策的过程，揭示出地方贯彻上级政策时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和地方与中央的互动。 当代底层群体的历史也是近些年来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工厂里的青年工人问题，发现工厂里自然形成的群体具备独特的社会内涵，既享受“祖国未来”和“领导阶级”的赞誉，又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异类”，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可能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有研究者梳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京沪两地的干部子弟风潮，认为作为红卫兵先锋的干部子弟的起事早于1966年，且并非限于北京。还有研究者以某工厂为案例，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组织与派性政治产生的关系，认为群众组织的产生既受到上层政治之影响，又与其自身利益诉求有关。 （三）社会史的研究取向日益凸显。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引入党史与国史研究，与学界研究理念的变化有关，也与地方档案的利用和民间史料的搜集有关。尤其在民间史料中，大量关于底层社会的生动记录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再加上人类学田野调查等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党史与国史研究中的社会史取向愈发明显。有研究者利用地方档案，对20世纪50年代浙江省的血吸虫病治疗工作做了考察，认为在政治的主导下，治疗工作愈来愈体现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特征，又存在难以避免的双重矛盾。有研究者从空间与政治之视角，以江南王家祠堂为个案，考察了祠堂在1949年前后的功能变迁，反映出江南农村宗族势力在1949年之后的消失与价值观念的瓦解。 （四）研究中国际视角的深化。党史与国史研究的国际视角，不仅应将党史与国史问题置于国际视野下研究，而且应该关注国际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更要关注海外有关党史与国史的档案资料。有学者介绍了缅甸国家档案馆的情况，其所藏档案包括大量关涉中缅关系的档案，但迄今为止未曾被中国学者所利用。中国革命的国际背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研究者以东北地区背靠苏联的特殊地缘为背景，考察了中共满洲省委的党务工作，分析了其间面临的国际主义和地方利益的两难困境。还有学者考察了50年代初期工业企业对越援助问题，这样的选题以往很少有人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