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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怎么也绕不开的民族话题。当时的民族固然不止满、汉两族，但满、汉之间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这是由清朝国家的法律所规定的现实。首崇满洲的国策，旗民分治的格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习俗，无不彰显着胜利者不可挑战的威权与地位。失败的明朝官民，在明朝灭亡后继续进行的反抗斗争和抵抗运动，被称作“阻碍清朝统一中国”，这种用现代语境去强奸历史的做法，与让洪承畴穿上中山装出演电视剧又有什么区别？而真实的剧情是：尽管是以尽力“周旋满臣”而闻名、并早已出人头地的洪承畴，也以为自己放弃国家（明朝）和民族（汉族）的身份，申请加入清朝国家的八旗汉军籍贯，就能得到满族的身份证，可工资却依然是按照汉人的标准发放——这不是给苦心孤诣往洪承畴脸上贴促进“民族团结”标签的赞颂者甩了一个大耳刮吗？想当初，洪承畴希望变成满人的心情有多迫切，可历史偏偏是这么无情又铁血——在满族人的幸福时代，哪怕是入旗的汉人依然非我族类！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空谈洪承畴降清促进了“民族团结”，除了无聊，真看不出还有什么意义。即使清初最会做文章的江南才子陈名夏以及洪承畴的学生，为了替朋友和老师做出忠孝文章，也只能将他的生平一刀两断。只有彻底斩断他与明朝的联系，就清言清，在清为清，才能开谈“开清第一功”之类的话题。而这种话题早已被清人做得题无剩义，重拾牙慧很有意思吗？ 洪承畴降清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分歧、文化多元的时代。当时有个山东御史罗国士就说起过：“如今说忠孝，真是酸腐人！”可见那个时代也不只流行一种价值标准，不存在一个纯粹、单一的语境。即使在那样的语境里，做文章的文人学士们仍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某些底线，反倒是打倒了孔家店后，经历现代文化思潮洗礼的学者文人们肆无忌惮到了极点：将一个战战兢兢、处处受摧折的贰臣，塑造成能逃出如来佛掌心的孙悟空。说实在的，那些假大空的标签和贴金还是不要了，或许更体面些。平心而论，无论对明朝还是对清朝来说，洪承畴都是一个人才，一个至关重要的肱骨大臣，并非可有可无的闲杂人等。自然他的选择，也就不是一种无关轻重的个人自由，而被赋予了承担历史兴亡的大责，不管他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到了这个位置。或许他可以选择放弃，但他不能选择背叛——这是作为一个肉食者、一个享受高官厚禄的朝廷高官，从踏上仕途伊始就该明白的一点；也是作为存在社会之中的个体，应该照顾到的基本伦理道德。在任何政治规则中，背叛永远都是不被原谅的致命伤，这也是拥有“开清第一功”的洪承畴，又被清朝皇帝纳入“贰臣”行列的内在原因。 洪承畴的选择和作为，首先照顾了自己作为生物自然人的本能，而抛弃了其他存在的需要关照的社会、政治层面关系。这一点洪承畴自己应该很明白，所以降清后的他从来都是举轻若重，如履薄冰——借助退让不争以全身远祸，以无为待机谋取功利善巧，这在他后半生的三次辞职中有充分的体现。作为一个能熟练处理政治危局的事功官员，洪承畴之所以能在那个成王败寇的严酷时代，在那个兴衰无常的历史夹缝中占有一席之地，恰恰是得益于他前半生所学的儒家思想和中庸之道。这使他能够在处理复杂政治局面和转圜各种人际关系时，历练圆融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从而成为不少后学、乡贤的榜样，在成败转头空的渔樵闲话中，留下了他特有的不传之秘与度人金针。 总而言之，不管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还是500年、1000年的历史情境里，历史人物所服务的对象和活动环境中始终存在着一些难以改变的原则和底线，比如由忠诚与背叛、公平与正义、道德与事功等基本要素构成的价值评价体系，同时也适用于国家、民族消亡之前的大众心理结构及普世思维系统。安放生命与放飞灵魂的二难选择，将永远困扰着洪承畴这个无法摆脱历史情境与现实交响的夹缝中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