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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发愤不为己。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进言而受牵累，受到了残酷的宫刑。这不仅使他在肉体上受到了巨创，更使他的精神人格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幸好他能援引“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为自己的活着找到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他发愤著《史记》，固然有以之为斗争手段揭露矛盾、批判现实、进行抗争的一面，但更多的不是为一己之私怨，更不是违背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私愤。如在《伯夷列传》中明白地直说“非公正不发愤”。所谓“公正发愤”，也就是服从真理，申张凛然正气，愤可以发，但要合乎正义。而《史记》之所以能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司马迁的这种发愤不为己的凛然正气有关。 耳食不足信、实录不为私、发愤不为己，虽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一些个人经验之谈，但这种不轻信、客观、为民为公为国的历史书写原则赢得了史学家的尊敬。历史与新闻在书写原则上的某些相通性，决定了《史记》的“三不”对新闻的书写法则有镜鉴之功用。 耳食不足信揭示了接受端在接受新闻过程中，应当保留“网上得来终觉浅”的克制，不是见旁门左道之新闻就当真，并且随意恶意传播、生发。虽不能如司马迁一般，足征事发地，但至少在权威渠道未发之前，对新闻性极强的新闻，应当持一种矜持态度。实录不为私，要求报道端对现场的还原，要摒除一己之私，努力如实客观地呈现正在发生的事，避免因选择性的报道而带来对接受端的误导。现实对自己的不公，可以抒发，也可以借助网络媒体等渠道进行广泛传播报道，但要严防私愤的肆意扩大。发愤不为己，对一些“受害者”虽要求有点高，但心思要正，愤要合乎正义，特别是网络“大V”，借网事发网评，渲染事态，更不能违背或逾越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底线。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