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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离散”与“聚合”。近年来，在讨论海外华人的文化和文学时，有一个词常常被使用，这就是“离散（Diaspora）”。我并不很了解这个新词的来龙去脉，据王德威教授说，当学者使用这个词来讨论华文文学的时候，它往往指的是中国大陆之外，边缘的、离心的、分散的中文写作。一些研究者认为，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在他们观念世界中，血缘、种族、同文同种并不能使他们认同某个政府、某个民族、某个主义所代表的“中国”，他们通过汉语写作表现出来的，也只是“中国性”，这个“中国性”可以是分散在世界各处的，也可以是游动的，而不一定是“中国”或在“中国”。 这个说法大概也能够用来讨论李焯然教授所描述的新加坡华人信仰，他们同样信仰关公、妈祖、城隍，这些信仰的神祇，甚至直接来源于中国，来源于中国某一地区。他们也同样祭祀至圣先师孔子，把儒家教诲代代相传，甚至政府也要编制通识教育课本，来宣传这些价值观。但是，这些华人一方面保留了浓烈的“中国性”，这些“中国性”呈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家庭伦理和言语思考之中，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融入了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生活环境之中，在这个“中国性”里嵌入了相当深刻的“外国性”。那么，在书写这些异国华人的文化与历史的时候，应当把它们放在哪一个历史脉络中？或者说，应当如何撰写他们的历史？在这个时候，政治史和文化史应当如何自我定位和设立边界？ 读李焯然教授这部论文集，我一直在想，它涉及的“周边诸国”和“海外华人”的历史与文化，其实，也提醒我们思考，究竟如何重新书写历史。近年来，强调不同文明间的联系和互动、超越国家边界的全球史，成为历史研究和撰写的新潮流，有人形象地把全球史比喻为“满天星斗”或“撞击台球”。可是说实在话，尽管强调“关系”，全球史目前还未必有一个完善的书写模式，能把各种各样的血缘、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都囊括进来，织成一张既绵密又生动的历史之网，强调国家边界的政治史和偏重超越国境的文化史，好像很难形成一个共同的书写模式。但是，如果我们能把各个国家之间政治（以及政府）的彼此区隔（这也是一种联系）和文化（以及移民）的超越国境（这更是一种联系）视为坐标的纵横交叉线，把一个政治上的“东亚”和文化上的“东亚”，编织成交错的花纹，是否也可以书写一个比较丰满的，不再拘泥于中国空间或王朝政治的“东亚背景下的中国史”？ 说实在话，这些问题太复杂，我也没有想清楚，只是在李焯然教授这部新书出版之际，提出来抛砖引玉而已。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