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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艾恺先生认为，它与中国当时强烈的民族主义有直接关系。而这种民族主义的生成和强势，更与甲午战争后适时传入的那种强调“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思潮合流于这样一种特殊历史际遇，有直接关联——它好像是一种情感与理智结合的结果。而在这当中，中国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对种族、民族生存意识的强化，也发挥了作用。由于过于担心种族和民族的当下生存，这种功利性的考虑实际压倒和抑制了从人类生活合理性本身着眼的那种对于现代化启蒙的批评。不仅如此，中国知识人竟然还因此陷入这样一种思维逻辑之中：要想种族和民族生存和富强，就不得不根本抛弃传统文化。艾恺先生还认为，这种思想逻辑在当时的中国是如此强势，似乎也不能直接从帝国主义的压迫强度来加以解释，因为在像印度那样受帝国主义压迫更重、完全变成殖民地的国家，也并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 应该说，艾恺先生提出的问题是很值得反思的，也很有启发性。这里，我想再作一点解释和发挥，同时也提出一点疑问，供艾恺先生和关心这一问题的学者进一步思考。 首先，我认为，如果要从中国当时民族主义的精神和思想动力的角度来考虑艾恺先生所提出的问题，的确不能仅仅从所谓帝国主义压迫的强度和程度来给予合理解释，在这一点上，艾恺先生的思考很有道理。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从“帝国主义”侵略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本身已不重要。实际上，除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度外，我们同时还可以重视，甚至更应关注侵华帝国主义的其他特点在这方面的影响。比如，当时中国承受的是来自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来自“同文同种”的日本的侵略和压迫，对于中国人的文化选择的影响实在更加巨大和深远。而这无疑是有别于印度等国的。在当时的一般中国知识人看来，日本这个小国，过去全然以中国文化为榜样，它之所以能打败中国，恰恰正是通过学习西方成功、彻底欧化成功，才得以加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而这种认识和心理，显然不利于20世纪早期中国的启蒙批评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成长，反倒更有利于激烈反传统心理与态度的生成和蔓延。不过，以后中国的情况又有所变化，随着日本侵华胃口的扩大，文化保守主义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反而逐渐占据上风。这也反过来可以证明，单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强度，的确还无法直接、充分解释激烈反传统态度形成的原因。 其次，从民族主义视角来认知和解释启蒙批判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强弱问题，虽然很有意义，但仅仅这一个视角的透视显然还不够，我们同时还应注意20世纪早期西方现代化思想内部的分化带给中国的重要影响。艾恺先生曾讨论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有关思想对于启蒙批判所产生的影响，这种既辩证又深具历史感的看法，很具思想的启发性。它提示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启蒙”阵营发生的分裂对于中国人文化选择的影响，其实也相当重要。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国关于现代化的讨论中，就出现了所谓“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同方案。在我看来，当时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与其说直接来源于艾恺先生所说的极端民族主义，不如说更多源自无政府主义、社会进化论，以及苏俄直接领导的“国际主义”和唯物论等不同思想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