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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我看来，20世纪早期的中国，反思现代化、批判启蒙的声音比较微弱和有限，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文化缺乏长期接触和深入了解的条件，特别是致力于启蒙或现代化的实践本身还开展得不够深入的缘故。换句话说，中国当时的现代化思想及其实际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的现代化进程本身，程度还相当低，对西方现代化本身的了解又很不足，因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思想所能产生的冲击也就不够强烈，反应和反抗自然也就不强，这可能才是当时中国启蒙批判比较微弱的真正根源。这一点，实在既有别于西方先进的英国和法国、曾经后进的德国和俄国，也不同于亚洲的印度和日本。 另外，具体到对当时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辜鸿铭思想特点的评价上，我还有一点不同于艾恺先生的看法。就我长期研究辜鸿铭的思想所知，辜氏不仅是一般地肯定中国文化对于中国人的价值，也强调中国文化的普遍意义，并不只是一味消极地维护诸如纳妾、缠足那样的旧文化风俗。这无论是从他义和团时期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中国人的精神》等书，还是晚年的赴日讲学的内容，都可以明显看出来。他鼓吹的是中国文化拯救西方乃至整个人类。当然，学者们对他的思想深度，可能会有不同评价。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最后，我还想补充说明一点，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近代思想界，或许反传统思想真如艾恺先生所言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主流地位，但文化保守主义的势力也不可太过小觑，特别是在政府和民间方面。即便是精英分子中，像20世纪早期的国粹派，五四后期的“东方文化派”（包括“学衡派”），作者曾提到的“本位文化建设派”，以及现代新儒家等等，可谓前赴后继，连续不断。其中除了梁漱溟之外，像章太炎、章士钊、熊十力、冯友兰等人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还是较为深刻的，尽管像梁漱溟那样能认真付诸社会实践的的确较少。其中二章对启蒙的批判较多，熊、冯等则主要致力重建自以为优越的本族传统的儒家哲学体系等等。此外，也还有一些值得研究的思想人物迄今学界还缺乏注意，比如像留学英国的中间派政治人物罗梦册，他曾出版《中国论》一书（与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几乎同时），对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形式予以批评，对中国传统的国家形式和政治文化则推崇备至，或许可以称得上是明确从政治文化角度、自觉建构中国本位理论体系的思想先驱。可能由于时间和容量的关系，艾恺先生报告中所提到的当时致力于启蒙批评的中国思想代表似乎较少，恐怕还难以反映更为完整的面貌，当然，有的思想家的活跃时间也要稍微靠后一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本文系作者在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上的发言删改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