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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文化不仅绵延流长,而且博大深厚,从而以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论其底蕴,礼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涵,甚至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或表征。钱穆先生认为,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柳诒徵先生在《国史要义》中也强调:“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故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则凡英雄宗教物质社会依时代之演变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归之于人之理性,非苟然为史已也。”正因为礼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所以当人们一谈到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就会将其与礼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形成众所周知的指称概念——“礼仪之邦”或“礼义之邦”。但问题是,这两个用语究竟是同一所指,抑或存在差别?其历史演进脉络又是怎样一种情形?诸如此类问题,虽然已经受到关注,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从学术界和社会上关于礼的相关论说来看,虽然“礼仪之邦”“礼义之邦”屡屡呈现,但对两者的剖判和它们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却罕见专门辨析,近年来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江苏宜兴中学的钱秀程先生于2004年发表的《“礼仪之邦”应为“礼义之邦”》(《语文知识》2004年第6期)一文,即使不是最早也是很早注目于此者的文章。该文虽然篇幅短小,但观点鲜明地强调:用“礼仪之邦”是错的,应使用“礼义之邦”。在作者看来,“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义’作为道德标准,一贯重视制度品节,提倡遵循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推崇为正义而献身的操守。正因为这样,中国才被称为‘礼义之邦’。这样的‘礼义之邦’才是值得自豪的,如果仅是注重行礼仪式的‘礼仪之邦’,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此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能宪先生,更连续发表《岂止一字之差——“礼义之邦”考辨》《“礼义之邦”考辨》(见《光明日报》2012年12月17日、《文艺研究》2013年第2期)等文章,对“礼仪之邦”“礼义之邦”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两位先生对“礼义之邦”的研究和强调,引人深省。不过,观诸史料,对于这一问题尚可作进一步厘析。 历史悠久的“礼义之邦” 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礼义之邦”的出现,要远远早于“礼仪之邦”。唐朝房玄龄等监修的《晋书》记载,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即前秦苻坚建元十九年,苻坚在长安建章宫为率兵出征西域的吕光送行时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又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即前秦苻丕太安元年,镇守博陵的王兖斥责叛投慕容麟的郡功曹张猗说:“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众应贼,何名实相违之甚……不图中州礼义之邦,而卿门风若斯。”据此,“礼义之邦”作为一个概念,早在公元383年即已出现;即使保守一点地说,至迟也应在《晋书》成书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 自此以后,“礼义之邦”便频频见诸正史、政书、地方志、文集等各种文献中,直至今日,依然在使用。而其所指,诚如王能宪先生勾勒的,既有称中国、中华、华夏或中土(中原、中州)者,也有称齐鲁等文明开化之地者,以及其他如浙东浙西等文化繁盛、民风淳厚之地者。其间,“礼义之邦”前还常冠以“文物”“诗书”“衣冠”“冠带”“名教”“文学”“文章”“文雅”等词。 此外,“礼义之邦”有时也用来称誉朝鲜、安南等地,这显然与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值得一提的是,外国人也有使用这一概念的,如朝鲜通信使成大中在《槎上记·书日本二才子事》(1765年作)中就曾说:“余至日本,见奇才二人,筑州龟井鲁、西京那波师曾也……初见吾辈,倾心结附,愿得载归,一见礼义之邦,死无恨矣。” (责任编辑：admin) |